一位教授的幽默智慧课堂11的内容知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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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中国贪官文化(Ⅲ)
 
五、古今贪官对比
 
赖昌星红楼案发后,顿使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古今贪污,居然惊人的相似。但是有心总结一下,会发现,古代贪官更不容易:
 
其一、古代贪官不象现在的贪官,从小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相反,他们只有一个唯心主义,信鬼神,信因果报应,所以,要他们伸出罪恶的手来贪污,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其二、古代不流行纸币,贪官们要贪,总是些金银珠宝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比起现在的存折,支票,股票来,那是笨重多了,既无法藏到卧床的铁栏杆里,也无法匿到烟酒盒里,总之,古代当贪官,风险也太大了。
 
其三、古代法律野蛮落后,不讲理。哪象现在,法律文明,且具人情味儿,往往是一人贪污,幸福全家。而古代呢,一人贪污,全家没收不说,弄不好,还株连九族,所以,古代要想贪污,不下狠心是不行的。
 
其四、古代贪官根本不知华夏之外,尚有其它文明国度,所以他们不会脚踩两只船,不会一家两制,不会一人在国内贪污,全家在国外定居,至不济,也要提前办好撤退的护照,一有风吹草动,敢紧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古代贪官,搂着大堆的金山银山,不知逃向何处,不知奔向何方,又没有洗黑钱的可能,很凄惶的。
 
其五、古代贪官缺少表演才能,更无机会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清廉魔术。比如成克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一提灾区百姓,那是声泪俱下: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啊,这些人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他们好苦啊...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为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这镜头,若让古代贪官得知,他们当会脸红不已的:一提老百姓,眼睛就出水,这功夫咋学的呀!
 
其六、古代贪官口才不怎么样,也不机伶。一代巨贾兼贪官胡光墉,事发后也只会怅然逝去,既不会糟踏老百姓-说什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为一般的老百姓了,好象老百姓都是大贪似的;更不会糟踏人家资产阶级-说什么自己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总之,古代贪官要想忏个悔,找个堕落的借口,不如现代贪官容易。
 
当然,古今贪污也有类同之处,比如一犯一窝,古今类似。乾隆1781年,王亶望一案,同案犯70人,处死22人。现代,沈阳慕绥新一案,跌倒16人。还有,河南一个小小的卢氏县,一下子双规80名干部,其中,全县19个乡镇党委书记无一幸免,全部一锅端了。只不过,现在流行人道 *** ,现代贪官们被处死的机会远远小于古代贪官了。
 
六、我的看法
 
其一、人性的原因。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作为哲学命题,我们争论两千多年了,可是作为政治命题,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们的所有政治及其相关建设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而成立的,导致我们古有"敬德保民",现有"以德治国"。也就是说,所谓的"以德治国",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了,我们古代的帝王就用它当过尿布了,现在还拿它做尿布,我们能闻到一股股千年的尿馊味儿,如果你闻不到,可能是你感冒了埃更何况,老圣人也曾经有过怀疑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并且进一步说:食色,性也!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走向善。而韩非子干脆认为,人再怎么教育,人性还是恶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恶狠狠的"法制"。善恶论争论几千年了,这里我不想陷于争论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说法:人之初性本贪!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提出: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但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而且我们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为出发点,要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当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恶。
 
樊纲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恶,但随后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人的本性是贪婪的。马克思曾这样概括资本的特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就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背后是人,资本的特性,说穿了就是人性。
 
人性是贪婪的,而贪官,却是大大发扬了人之初的本性。所谓的人之初,一是指人类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我们的贪官当是两种幼年病的综合-第一是还没有进化完整;第二是还没有长大。去年我曾写篇杂文,当然没地儿发表,只能发到网上,题目就是"要把贪官当孩子",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三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你我观念,见什么东西都以为是他的,特别是在商场里。三岁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厕所,以为处处都是厕所,理直气壮地随地便溺。我们的贪官,便都是三岁以下的孩童了,如果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政府是爹党是妈来讲,这些贪官,确实需要其爹娘来管教了,否则,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进化,也不是个事儿。
 
其二、制度与体制的原因。众所周知,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性是恶的,不相信某一个政党,也不相信人民,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只会导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对掌握权力的人,应该深怀戒心。而中国封建社会恰恰相反,所有制度建设,都基于人性善这一前提,把希望寄托到读书人的忠孝贤良,寄托到帝王的英明决断。现在,中国人民又把希望寄托到一个政党的良心上,而这一个政党的又把希望下放,寄托到全体党政干部的良心上。这种寄托,导致对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温情的默许与浪漫的幻想,而贪污,又是专制与官僚体制下的必然伴随物。
 
其三、社会的原因。一般的看法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但是组成分子,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道德的人构成了不道德的社会。这种不道德的社会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西方学者认为,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会引起腐败,促使人们偏离普世主义和行善的规范。也有人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的亲友圈里,在他的私人圈子里,他是道德的,守信的,颇富人情味的;可一旦越出了这个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甚至没有人情味。比如一个人对朋友慷慨大方,于私,他可能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于公,他却不是个合格的公民,因为这哥们儿老在偷税漏税。试举一个例子,韩信当年落魄时,曾受一漂母饭恩,发达后,韩信给漂母送去千金。打一个比方,如果这漂母是个生意人,或者是个包工头,韩信肯定会给她拉点活儿的。不信看胡雪岩,当钱庄伙计时,挪银五百两给落魄仕人王有龄,王用这些银子进京活动,一活动,就任了浙江省的粮台总办,从此与胡雪岩官商勾结,胡的红顶商人生涯从此起步。王死后,左宗棠本想查办胡,可两人一见钟情,竟成了好友。就连骂胡"确系坏种"的李鸿章后来也改变了看法,认为胡"救灾恤邻,慷慨好义""为近时所罕见",甚至要求政府准许"赏给匾额一方"以资鼓励。中国谚语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又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死人之事。太可怕了,一衣一饭之恩,需要的时候,就要为恩人奉献自己的性命了。举一个例子,常胜将军吴起曾经为一个士兵亲吸毒疮口上的脓汁,依现在的看法,你会觉得吴起犹如共党干部,爱兵如爱子。可是那士兵的娘却不这么看,听说这事后就开始哭,哭得死去活来。别人劝她:你儿子遇到了这么好的将军,你应该引以为荣才是,何以失声痛哭?老太太说:你们有所不知。我儿子的父亲,当年也曾由吴起将军亲自吸吮过脓汁,不久出战,想对将军的恩情有所报答,奋力抗敌,有进无退,终于战死了。如今吴起将军又这样对我儿子,我儿子肯定活不长了,我是为我儿子哭的呀!同志们,明白了吧?我这人老是不愿意对人太好,否则大家都掂着脑袋来跟我交朋友,那我不是要人家的命吗?叫我如何承受?这是开玩笑埃总之,中国人身处的环境,是一个人情亲情乡情友情之网,没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摆脱不掉的。也许正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最高统治者才怂恿出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思想,大义灭亲大约来源于孔子。当春秋时晋国的叔向为自己的异母弟-贪官羊舌鲋定罪时,远在鲁国的孔子听了,赞扬说:治国制刑,不隐于亲!这一点,恰于西方相反,西方社会没有人情,但法律却基于人性之常情,认为亲人必袒护亲人,所以,西方社会不倡导大义灭亲,法律里便也没有包庇罪。
 
讲到这里我就感觉,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我们中国人最讲人情,可由中国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却泠漠无情;我们中国人最讲亲情,可法律却提倡大义灭亲。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贪官周围的人却喜欢他赞扬他;清官最遭老百姓喜欢,可清官周围的人却恨他恨得牙痒。有时候我都想,让一个骂贪官骂得最狠的百姓与贪官结了亲家,那么,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人说,中国的贪官,是有着群众基础的。此话值得我们深思。
 
其四、管理方面的原因。曾有人说,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财产,老被仆人偷。这一点,军阀孙传芳都看穿了。民国时期,也提倡人民公仆来着,而孙传芳反对这种提法,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父母。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爱民如爱子才是,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老孙说得有趣,但是主人看不好仆人却是真的。而政府作为管家,在管理仆人时,也常常出现漏洞。朱元璋时代,也有自己的反贪局,当时叫监察御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民国时期某军阀,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而我们的政府竟然也是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人民-古代是逃人丁税,现在是逃避计划生育罚款;不知自己多少钱-帐上有数字,但实际钱在哪儿?银行都是呆死帐,行长更有卷资外逃的,帐上有的钱都是空的;不知自己多少贪官-政府知道自己多少官员,但永远不知道自己多少贪官,就跟军阀不知道自己多少姨太一样!
 
一个俄国人,有60万卢布就要受到怀疑;一个美国人,有2000美元,就要说清楚-出具资金来源报告。后来放宽到1万美元。而中国,直到现在仍没有类似的规定。2000年4月,中国开始实名储蓄制,但贪官也会变通,国家能搞一国两制,贪官就会搞一家两制。公职人员不得经商,但公职人员的家属总能经商吧,所以,连云港的副市长
 
鹿崇友,其80岁的父亲与70岁的母亲可以合资开个化工厂,可怜鹿老头,估计是没孙子,否则他那市长儿子也不舍得搬老子下水这么老当益壮的。
 
其五,文化的原因。美国学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他的助手加布里埃尔在《腐败,文化及市撤一文中指出: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讲到这里我长出一口气,美帝国主义学者眼中,好歹我们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么中国文化与贪污腐败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如何?特别是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三教九流的,这需要好好的梳理一番,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这里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选择贪污与腐败,其背后的终极原因乃是人的价值观在起决定作用。第一,家族价值观的影响。可以说,2500年前的柏拉图就看出了家庭在社会中的力量,所以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的社会,必须废除家族联系,甚至家庭本身。孩子们一出生就应该交给公共机构养育,而不知其父母是谁。这话好象专门是针对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儒学社会的,因为儒家特别强调家族观念。而家族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不道德的,虽然中国曾有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千古美谈,但那仍免不了作秀的嫌疑,比如人家袁世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也可以被人称颂为"内举不避亲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意大利的黑手党乃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以此类推,你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中,大都是这种家族模式,《红楼梦》中,王,贾,薛,史等大家族,蒋光正时代蒋宋孔陈等大家族,都是强强联合。但是这种联合,之所以说它不道德,乃是由于这种家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个人及个体生存的有效手腕,但却无助于社会的前进,甚至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我要说,中国的每一个大家族,其本质特征可能跟黑社会一个性质,当然这需要证明,同学们感兴趣,不妨做点工作。第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罗伯特.默顿在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腐败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认为,腐败是由动机促成的行为,来源于社会压力,结果则是违背规范。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规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标,即目的。人作为社会行为者应力图达到这些目的。问题是,怎么达到这些目的,社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体制规范,或者说,即使给出了,这些体制规范也都是疲软无力的,比如封建社会的反贪措施,这就导致大家共同拒绝遵守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游戏规则,进而衍生出一种私下里共认的游戏规则,吴思把它称作"潜规则",在这种社会里,大家只认同个人的政治成就与经济成就,科举制时代,人们侧重前者;现在的时代,人们更侧重后者。侧重前者,买官卖官流行;侧重后者,贪污贿赂盛行。如今,我们过分渲染强调个人的经济成就,导向有点偏差。大里说,它是不发达社会的一种心态,现在的经济发达国家,已富裕的公民由原先的物质主义者转变为后物质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更追求音乐,艺术和文学的享受。小里说,它会导致个人价值观的畸形发展,比如笑贫不笑娼,笑清不笑贪的社会心态。现在的大学生也比以往更加躁动不安,因为媒体与社会过分渲染了商界精英的成就与价值,大家更多的考虑如何奔向这个目标,手段的合法与否,似乎已不在考虑范围。第三,宗教与哲学的原因,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没有宗教。宗教的三大标志是:人格神的崇拜与敬仰;完备的宗教仪式;终极关怀的托咐。宗教的根本特质是终极关怀,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又将归向何处去。中国宗教对这一切,闭口不谈。而中国哲学中,也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尼采曾讥笑中国的孔儒哲学是庸俗的道德把戏,黑格尔甚至这样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无足轻重。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两位洋老兄对中国哲学评价如此之低,原因何在?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不过我有一个主意,大家不妨看一些有关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历史资料,以及一些教案的内在原因。其实,中西冲突中,一般包含两个认知层面:政治的和文化的。遗憾的是,我们一般的史学教学,只侧重天于前者,侧重于道德评价,而忽略后者,忽略文明本身内在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有一个全方位的文明视角,基于这个视觉,去考察文化与贪污,宗教与廉洁的内在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方面我只有零星的看法,但尚不系统,有待于同学们自己发掘。
 
其六、成本的原因。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贪污严重,乃是因为中国官员当官成本太高。韦伯没有详细分析中国官员当官都需要付出哪些成本,但是我们不妨给官员们算一下。1、从时间上来讲,中国官员需要寒窗十年,甚至不止十年。有些人一辈子都挤不进官场里去,比如蒲松龄,十九岁就考中秀才,一直考到七十二岁,也没有考上个举人,曾写诗自叹:"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个大才子一辈了学优不仕,只好与自己书中的鬼们打交道去了。还有洪秀全,屡试不中,就反了。如果清廷知道他考不上就要反,可能提前给他一个七品官当当呢。而按照秀全同志日后当天王时的作派,我们倒可以断定,这哥们不当官则可,一当准是个大贪。2、从读书苦的程度来讲,中国书生之苦当是天下第一,这方面,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可谓是榜样。读书本是享受,却愣被这帮哥们鼓捣成了苦行僧一般,"学海无涯苦作舟",完了,这小舟怕是永远驾不出去了。3、当官也苦埃走进官场,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在官场那乌泥堆里站稳脚跟,才是问题的关键。龚自珍倒是科场得意,20多岁就在北京做官,可官场学问,敢情比书里的学问难多了,龚大才子玩不转,最后的选择是弃官归里,回家时就雇了两辆车,一辆拉自己,一辆拉自己心爱的书。你说才子都回家了,其他官员还挺着干什么?按吴思的考证,林则徐那时也有灰色收入呢。4、按我的意思,当官最苦的不是科考,而是心灵的代价,轻里说,尊严丧失,重里说,人不再是人。一句话,在中国官场上混,上级面前没有点装孙子的本事,却想在官场里继续混下去,或提拔上去,永远没戏。你说当官要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哥们图的是啥?
 
其七、心理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都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总之,事物的发展没个谱。这样的环境下,国人当然没有安全感。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皇帝老儿也没有,皇帝老儿手下的官员更没有,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无权,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很可惜,国人与皇帝都没有足够的理想与清醒,打造一个人人安全的体制与社会氛围,这一点,到刘少奇时代没有做到,到现在的孙志刚时代仍没有做到。难怪贪官们把人生当作了梦靥,并在这梦靥中迅速的走向灭亡。尼采那疯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么永不做梦,要么梦得有趣;要么永不清醒,要么清醒得有趣。中国古代的贪官,做梦都是发财,梦得无趣,但往往梦没做完,小命玩完!是他们不清醒吗?非也,正是由于他们清醒的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他们才疯狂的贪污,生命不息,贪污不止,很无趣,可是当清官有趣吗?那将是我们下一个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