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详细介绍
［往事］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
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毛主席身后左一为黄
宗英，左二为赵丹，左四为应云卫，照片右
下角一为罗稷南 正面左一是赵丹，左二是本文作者黄宗英
往事回忆：听黄宗英说往事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1），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2）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
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那桩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有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的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3）。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4）时，也是如此（在全国开展的对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吓懵了）。记得那时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也会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上海话，意为：你怎么没进（监牢）去呀？］可是，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武训传》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
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5）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6）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武训传》的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至今依然糊里马虎。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7）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8）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那两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继《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后，《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而头版报纸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
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阿丹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9）《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10）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过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45年之后，是2002年7月4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时此象，“对话”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砾石。
注释：1：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他以“罗稷南”的笔名，翻译了不少优秀作品，如梅林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爱伦堡的《暴风雨》和《第九浪》等。
2：赵丹（1915－1980），本文作者的丈夫，山东肥城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3：《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
4：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后中国文艺界的第一次大批判，由是发端。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执笔撰写的。
5：于伶（1907－1997），江苏宜兴人。著名剧作家，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6：黄源，翻译家，作家。早年追随鲁迅先生，在上海编辑《文学》，主编《译文》等杂志。
7：王人美（1914－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祖籍湖南浏阳。1934年在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中饰渔家姑娘小猫，轰动上海。次年该片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8：王元美与杨村彬。王与杨是夫妻。王元美，女作家。杨村彬，我国当代杰出的导演艺术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宫外史》不是《清宫秘史》。毛主席后来曾亲自主持批判了《清宫秘史》。
9：钟惦蓒（1919－1987），著名电影评论家，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预太多，从而导致国产影片质量不高，引起广泛反响。
10：石挥（1915－1957），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作品有《鸡毛信》、《天仙配》等。（编辑：刘曼）
作者: 黄宗英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2-12-05 14:27:38
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南方周末 2002-12-05 09:54:42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毛主席身后左一为黄宗英，左二为赵丹，左四为应云卫，照片右下角一为罗稷南。原刊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侯波摄
□黄宗英（北京）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1），昂首健步向我走来……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2）一起散步，
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那桩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有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的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3）。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4）时，也是如此（在全国开展的对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吓懵了）。记得那时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也会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上海话，意为：你怎么没进（监牢）去呀？】可是，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武训传》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
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5）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6）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武训传》的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至今依然糊里马虎。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7）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8）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那两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继《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后，《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而头版报纸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阿丹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9）《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10）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过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45年之后，是2002年7月4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时此象，“对话”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砾石。
注释
1：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他以“罗稷南”的笔名，翻译了不少优秀作品，如梅林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爱伦堡的《暴风雨》和《第九浪》等。
2：赵丹（1915－1980），本文作者的丈夫，山东肥城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3：《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
4：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后中国文艺界的第一次大批判，由是发端。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执笔撰写的。
5：于伶（1907－1997），江苏宜兴人。著名剧作家，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6：黄源，翻译家，作家。早年追随鲁迅先生，在上海编辑《文学》，主编《译文》等杂志。
7：王人美（1914－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祖籍湖南浏阳。1934年在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中饰渔家姑娘小猫，轰动上海。次年该片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8：王元美与杨村彬。王与杨是夫妻。王元美，女作家。杨村彬，我国当代杰出的导演艺术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宫外史》不是《清宫秘史》。毛主席后来曾亲自主持批判了《清宫秘史》。
9：钟惦蓒（1919－1987），著名电影评论家，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预太多，从而导致国产影片质量不高，引起广泛反响。
10：石挥（1915－1957），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作品有《鸡毛信》、《天仙配》等。
黄宗英
女演员、作家。原籍浙江瑞安，1925生于北京。天津南开中学肄业。1941年到上海，因主演喜剧《甜姐儿》而知名。1947年从影，先后主演《追》、《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影片，因在《乌鸦与麻雀》一片中扮演国民党小官僚的姘妇余小瑛，1957年于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一等奖。建国后拍摄《家》、《聂耳》等影片。1965年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事创作。著有《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等。曾将所作报告文学《小木屋》改编并作为主持人摄制成电视片。
1980年代，黄宗英参与了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花轿泪》的拍摄。1990年代主持电视系列片《望长城》，受到观众的欢迎。
曾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影协理事、名誉理事。
正面左一是赵丹，左二是本文作者黄宗英。
黄宗英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21205/wh/ws/200212050677.asp
“孤证”提供人的发言
南方周末 2002-12-05 09:54:41
□贺圣谟（宁波）
在对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的谈话作补正之前，我有必要先“自报家门”：该书最后一节《再说几句》中所称“（罗稷南先生）信得过的学生”、“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就是我；换句话说，我就是向海婴提供毛、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具体内容，即被海婴称作“孤证”的那个人。
海婴应邀到宁波参加纪念巴人（王任叔）诞辰9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是1996年10月24日。当时我是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受讨论会发起单位之一的宁波师范学院领导委托，会议开始前，我去饭店看望与会的代表。因为乡前辈丁景唐先生事先与我有约，这天上午我一到代表住地，就去看望丁先生。就在丁先生房间里，我初会了心仪已久的海婴先生。
海婴是鲁迅的亲人，我在学院里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鲁迅。谈着谈着，我问起他有没有听说过1957年毛泽东曾同罗稷南谈到鲁迅这件事。海婴说没有听说过。于是我就向他转述了罗稷南先生亲口告诉我的话：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
罗稷南当时对我说的话就这么一些。
我记得海婴听后一怔，接着说他没有听说过这话，他母亲也没有听说过，并说毛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他还说，罗稷南先生他很熟，小时候常到罗家去玩，以后也没有听他说起过这件事。我说，解放后你们去了北京，而且这样的话罗老也不一定会告诉你们。同海婴的谈话留给我的印象是：作为鲁迅的亲人，他似乎不愿相信毛曾对鲁迅有过这样的“评价”。而我，亲耳听到罗稷南的讲述，而且相信罗稷南为人耿直，绝非危言耸听的人，因此对海婴的不信，感到遗憾。同海婴说过这事后，我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
交代完事实，我就该就我所知作补正了：
一、1965年暑假，我应邀在罗稷南家住了十来天。那时罗老的夫人去世不久，他孑然一身，我们白天晚上都毫无拘束地谈话，还常到上海文艺会堂去。毛、罗谈话就是罗在那时告诉我的。因为我看过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该刊在鲁迅逝世10周年时曾出过一个特辑，其中有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刊载了茅盾、田汉、萧乾、臧克家、施蛰存等十多位作家的文章。我问罗老，他问毛这个问题是否受过《文艺春秋》的影响，他含笑颔首。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感震惊，故记忆极深。海婴书中说，“他（罗稷南）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他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罗老告诉我这件事早在他逝世前六年而不是重病之时。这件事他是否只对我一人讲过，我不得而知，但以他的性格脾气，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同别的他信得过也相信他的人讲过。他和毛的对话是在座谈会上，不能说是“秘密对话”。
二、海婴书中所说的毛“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的说法也不准确。罗稷南是云南顺宁人，不是毛泽东的“湖南老友”。海婴书中说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这不错，但说他“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也不准确。罗老在北大读书六年，以后又在哈尔滨工作过，他的普通话是说得很不错的，声音洪亮，口齿清晰。解放后他曾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要他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他告诉我，他认为自己没有行政才能，没有去昆明上任。我不知道他曾否受聘于华东师大，只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每月给他发120元“车马费”，平时不用去上班，有时开会去去。他逝世于1971年，不是海婴所说的“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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