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斗争有哪些？
二、庐山风波?
1、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庐山会议原有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草案，经济工作和战备工作。事先并没有安排林彪讲话。林彪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经毛主席同意，在全会开幕会议上率先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暗指张春桥）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等内容的讲话，使庐山会议引起轩然大波。
2、全会议程被改变
随后，由于许多人要求，被周总理领导的大会会议组安排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这个会议组为什么会同意学习讨论林彪这个讲话呢？毛主席当时是否知道？为什么等到庐山会议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解决？这些是很关键的问题。
后来，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恩、列、毛论天才的材料，把矛头指向张春桥。这时，林彪和江青之间比正确和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各组纷纷表态支持，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火上添油，特别是中办汪东兴代表八三四一部队的发言影响最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红人，以为代表了毛泽东意见。连一直低调的陈毅元帅也四处奔走，摇旗呐喊，庐山会议失控了，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林彪。张春桥成众矢之的，急向江青反映，江青见事态严重，速和张春桥等告知了毛主席。
3、毛泽东断然反击，陈伯达先行落马
毛泽东面对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林的态势，显示出沧海横流不为所动的英雄本色。他首先召开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参加的常委会。
毛泽东对林彪说：
“这次会议，我一上山就打招呼，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会，失败的会。可是，这两天的气氛很不对头嘛！”
“陈伯达带头闹事，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看陈伯达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我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我还会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打招呼。你要同陈伯达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林彪马上说：“好，我向军队里的几个中央委员打个招呼。”林彪还说了军队干部是炮简子一类话。
毛泽东继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会照样转的。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不要当。”
林彪表示：“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让主席当，并不是我想当。也许是我在开幕那天的讲话，引起了这场风波。”
毛泽东却说“也没有那么严重，军队的一些人，像吴法宪，跟在陈伯达的后面跑，上了大当。”
毛泽东还与许世友等谈过话。毛泽东与他握手时问：“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
毛泽东叹道：“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政治局常委决定，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笔者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违背团结揪人是林彪集团的真正错误。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休会和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当面指出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投机，表示把庐山炸平也不当国家主席，并劝林彪也不要当，谁要当谁当，如果再闹下去，他就下山，责令陈伯达检讨。
对汪东兴的庐山会议表现，毛泽东严词痛斥“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汪东兴哭跪结合，对林彪集团倾心揭发。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
三十一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改变了庐山会议异常走向。据说该文在印发前专门给林彪看过。
文中大意是：天才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没有马克思的话。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希望同志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4、庐山会议没有完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批评。一九七零年十月十四日，他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十月十五日，在叶群的检查书上，毛泽东批评道：“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里面没有任何林彪势力人员，值得注意。
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一些同志出于激愤，不够冷静（说明很多人思想不通），使周恩来很焦虑。他认为，不正确引导，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破坏了团结。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连夜致信毛泽东，主张应该对北京军区的问题一分为二，不要全部否定。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开好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说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方、各单位的群众关系，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实际上最早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
实际上四个伟大发明权并不是林彪，他是因题四个伟大而担此虚名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次大会由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由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林彪讲话。陈伯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四个伟大发明权陈伯达占三个。
十二月二十二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一九七一年一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一九七一年夏，毛泽东南巡，争取高级干部支持，为在九届三中全会彻底解决庐山会议做准备。
5、对庐山会议的解读
九大刚刚结束不足一年，就发生了庐山会议大分裂事件，是出乎很多人预料的，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是非常值得认真分析的。据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话前，林是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的。毛泽东问林彪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后说：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林彪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
毛泽东的判断，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阴谋。是不是一场阴谋？按当时的党内规矩，可能性不大。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常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
最后，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张春桥不满。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
（1）、对庐山会议的性质分折
仅就庐山会议的风波表面而言，林彪应负首要责任，是林彪的讲话引起的风浪。但如前所述，却是九大前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的继续，是设不没国家主席争论的继续，是林彪的一系列观点是否正确争论的继续，是改变不改变、增加不增加接班人的继续。林彪发表的讲话全文至今没有公开，很难判定林彪讲话的全部是非，但就公开的讲话内容来看，林彪无疑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坚持天才论等观点的。
林彪为什么要讲话？他就是要提出他的意见让会议讨论。至于他讲话前是否搞了非组织阴谋话动，目前并无定论。林立果下山前曾说庐山翻船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即叶群）搞的，很可信。也就是说叶群利用林彪的讲话发难，要搞掉张春桥，事情搞坏了。当然，林彪完全可能同意叶群那样做，因为那也是他讲话的目的，甚至主意就是林彪拿的，但这些至今没有证据。
林彪在庐山的活动目的还有哪些？除了前面说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比如想推翻或者架空毛泽东？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说林彪要推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不可信的。第一，林彪一直是力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声称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和全国“共讨之、共诛之”的，也就是说不符合林彪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的；第二，林彪也不具备推翻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条件和能力，林彪再糊涂，也不至于如此，因此说庐山会议林彪要搞政变推翻毛主席是不成立的。
说林彪要通过庐山会议架空毛主席，表面成立，实际不成立。说表面成立，是说林彪倒张春桥，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说实际不成立，是指林彪既然没有能力和想法推翻毛泽东，那么其也没有能力架空毛泽东，另外，即便把张春桥搞掉，毛泽东手下还有周恩来、康生、江青、朱德、叶剑英等数不清的拥护者，也起不到架空的目的。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是庸人之见。林彪以公开表示不当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怎可食言？刘少奇前车之鉴不远，当之何益？以多病之身怎能经常抛头露面？国家主席并无实权当之何味？有许多书上讲叶群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并无实据，此话是汪东兴传的，很难说是真实的。
林彪的真实想法，可能认为毛泽东对设不设国家主席、以及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张春桥问题并不会太在意，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同自己翻脸，所以在庐山讲了话。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借机敲打张春桥，而不是其他，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身体不好老不参加会担忧，认为一人接班有风险，与周恩来议过增加张春桥为副主席问题。
但是，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倒张春桥确是可以认为是一场清君侧事件，并因此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断然反击，可能是林彪没有想到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借机解决林彪及军队的尾大不掉可能也是林彪没有想到的。
说林彪有野心，急于夺权也难以成立。从建国后林彪远离政治、被动参加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八界十一中全会等表现看，林彪对权力的兴趣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权欲熏心。国家主席是虚职，不值得夺。
林彪的讲话超没超过庐山会议的程序？显然是没超过的，庐山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林彪只是正当地发表了讲话，并不违反会议议题。至于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不能都归咎于林彪一人。
对林彪在庐山会议的活动性质，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庐山会议是一场左派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是林彪的自我保卫战，是要清君之侧的潜在对手张春桥，至于什么国家主席该不该设、天才论对不对等都是幌子。对整个庐山会议，如站在历史的角度，应该是一场左派的内部权力斗争。
（2）、陈伯达、叶群、汪东兴的作用
陈伯达在庐山虽然被批判，但其恶劣作用至今没有被彻底揭露
毛泽东看到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投机是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此毛病有前科可查。一九六四年陈就曾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摇摆不定，后来他看刘少奇不买他的帐，才转到毛泽东一边攻刘少奇。文化革命中他虽为文革组长，实际上说了不算，自称历史上的傀儡刘盆子，后遭江青等排斥。就在他得不到毛泽东欣赏时，他见林彪羽毛丰满，接班以定，就想投靠林彪，脚踏两只船，有此种心态的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许多。
陈伯达在庐山兴风作浪，不少人误以为是林彪支持，其实至今没有证据，林彪在庐山当面就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与其相对比，林彪却保护军队干部，说吴法宪等是老粗，上了陈伯达的当。如果陈伯达与林彪有勾结，总会留下珠丝蚂迹，但陈伯达至死也没说。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陈伯达内心有一个秘密被毛泽东、林彪等忽略了。陈伯达常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因为陈伯达完全知道毛泽东不可能当国家主席，林彪也不能作常出头露面之事，周恩来总理一职没人能争，自然也当不了国家主席，康生多病，年龄又大，也不可能当国家主席，中央共五个常委，其他人都不行，陈伯达就有最大的可能了！所以，他尽全力支持设国家主席，为的不是林彪，而是陈伯达自己。可惜这一点世人没有看透，皆以为林彪要当，实为大错特错，以林彪的身体和政治水平，怎能为已公开争当摆设国家主席，岂不怪哉？至于叶群、吴法宪等，不知利害，愚蠢如猪，想着林总如何如何，那倒有可能。
汪东兴向林彪暗送秋波，在庐山出尽风头
如果说陈伯达因为受毛泽东冷遇而投机很正常的话，那么，汪东兴的一反常态就令人费解了。
众所周知，汪东兴是一直受毛泽东重视和信任的，他对毛泽东是了解的，他为何在庐山大力拥护林彪讨伐张春桥呢？原因有三：
一是他可能知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大好，想脚踏两只船，给自己留条后路，是不忠；二是可能身陷叶群一伙谋划中，为立功而故作姿态；三是他深知江青、张春桥看不起自己，惧怕张春桥接班，故意为之。
事后，毛泽东斥汪东兴嫌己老另换门庭，让其滚，吓得汪哭跪求饶，表示要反戈一击，毛泽东终不忍除之。江青有倒汪东兴意见，毛泽东不听。
总之，汪东兴在庐山起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叶群野心难平
叶深知林彪身体不行，不甘心太子位有动摇，为己计，幕前幕后奔走，搞清君侧也属正常，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不知天高地厚，陷林彪于被动。九大后毛泽东本来就认为林彪势力过大，林等应在全会上低调行事，结果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毛泽东所不容，犯了传统政治大忌。至于吴法宪等，拥林弃张也合乎利益趋动逻辑。
（3）、毛泽东的选择
对毛泽东而言，庐山风云变幻对他未必完全陷入被动，如果他确有削弱军队和林彪战略，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正中下怀，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庐山会议风波，可大可小，就看毛泽东怎么想了和怎样做了。毛泽东在庐山进行反击是必须的，如不反击，会使真正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张春桥等人下台，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林彪手下一帮人在庐山揪人是错误的。
一条办法是和为贵，在小范围内清算陈伯达，达到不设国家主席就完事，最大限度地使全党团结起来，如果这样做，削弱军方力量之说遂不成立。从事后诸葛亮的看法，此办法最好，能保证左派的团结。此计为上策。
另一种办法是彻底清算陈伯达，同时对林彪的军队干部进行敲打，削其实权，参其沙子，重用张春桥，静观其变，不触动林彪，维护其接班人的地位。此计为中策。
后一种是借机彻底清算林彪、陈伯达势力，造成大分裂，为张春桥等左派接班铺路，此为下策。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毛泽东本欲实行中策，但后来是什么因素令他深信庐山会议是林彪牵头，有计划、有纲领的政变，遂采用下策，促使他与林彪分道扬骠并便肃林扩大化是很难推测的。但有一条是肯定的，毛泽东本欲收兵和解，江青等也和林彪示和，后由于毛泽东从熊向晖那里得知黄永胜有意隐瞒错误，很在意。除此之外，党内有无其他人乐于见到毛泽东与林彪分裂呢？应该说是大有人在的。另外，如果林集团确要倒江青，对如何处理文革的笔杆子和枪杆子矛盾，毛泽东也是两难之事。毛泽东会相信，江青、张春桥应该说是理解并能够将毛泽东很看重的平生第二件大事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而林彪等则未必，因此，能团结则团结，如不行，毛泽东只能站在林彪的对立面。对毛泽东这样超一流政治家而言，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林彪由主要政治盟友会变成主要的政敌，决不能掉以轻心。
对林彪在庐山会议的活动性质，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庐山会议是一场左派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是林彪的自我保卫战，是要清君之侧的潜在对手张春桥，至于什么国家主席该不该设、天才论对不对等都是幌子。对整个庐山会议，如站在历史的角度，应该是一场左派的内部权力斗争。
（4）、林彪的选择
对林彪而言，庐山会议后他有多种选择。
一种是积扱配合毛主席，放下架子，把问题说清，消除误解，争取毛主席理解，此为上策。从庐山会议后林彪的表现，并没有采取上策，也许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误。
另一种是闹情绪，闭门谢客，远离政治，消极对待，听天由命，此为中策。从庐山会议后的林彪表现，大概是采用了中策。
再一种是破釜沉舟，积极策划军事政变，此为下策。从庐山会议后林彪的表现，似乎采用下策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毛泽东南巡前如此。因为从他的拥毛泽东力场和从不打冒险仗的军事生涯来看，在九大后的全国坚定拥护毛泽东的情况下发动军事政变谈何容易？那个部队会听你的去反毛泽东？可以说一个都不会有，剩下的只有暗杀了，但这又有多大把握？所以指控林彪发动军事政变或暗杀毛泽东，即不合情理，也没有确凿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