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立即拉开帷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当时既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表，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他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态，以及自身的利益关系考虑，采取种种做法，力图影响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当这场大决战尘埃落定时，斯大林尽管有所保留，还是较为诚恳地对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做了自我反思。
按美苏合作框架解决中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主要是美、苏两个大国合作，构建了雅尔塔体制。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均得到最大的满足。
斯大林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定位是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雅尔塔体制是大国合作、关键是美苏合作的产物，因此，稳定雅尔塔体制，斯大林自然谋求美国的配合。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正式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即使到1947年春，“冷战”的格局已趋明朗，斯大林仍然希望维持苏、美之间的大国合作。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就是从谋求大国合作、维护雅尔塔体制稳定这一苏联外交需求下出发的。
斯大林逼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底，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是美国人。”斯大林还看重国民党拥有450万训练有素、美式装备的现代化军队；而中共只有100万士兵，训练和装备都很差。为了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斯大林对日益突出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持和美国相同的立场，即：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具体说来，就是国民党主政，共产党参政；迫使蒋介石进行某些政治民主化改良。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蒋介石看到日本投降在即，立刻发电报给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执”。还没等到回电，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再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拒绝关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邀请”。
8月14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约。14日晚，日本天皇签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终战诏书》，并于次日向全世界宣告。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电报还说：“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在斯大林的逼迫和蒋介石再次电邀下，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去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偕周恩来、王若飞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由于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蒋介石遂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
毛泽东反感斯大林的做法
历史表明，蒋介石确实没有一丝一毫和共产党妥协的打算，只考虑怎样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双十协定”也被蒋介石用作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烟幕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和全面内战的不可避免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没有按斯大林的话办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就彻底打败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积郁在胸中的怨气。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名义发来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两年多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直刺斯大林。毛泽东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三次讲到1945年8月斯大林逼迫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难抑胸中的怨愤，说：“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
“当时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
1946年夏，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两年作战，战争形势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壮大到280万人，并组建了多兵种部队。反观蒋军在两年中被歼260余万人，总兵力降到360万，士气低落。短短的两年，战争态势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斯大林觉察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对局势的判断和决策，特别是逼迫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实在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开始感到内疚。
斯大林关于在中国问题上犯错误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对日战争结束时，我们曾要求中国同志就如何寻找与蒋介石达成临时协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当他们回去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聚集力量，并进行出击。事实表明，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
斯大林当面向中共认错
关于逼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问题，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当面认错。研究者著文说：1949年12月16日正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当晚10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便说，你真年轻，很健康。”毛泽东一方面很敬重斯大林，另一方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指导上的失误很不满，所以情不由己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近年来解密的苏联相关档案，能帮助理清这个问题的历史真相：
1949年6月28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第一次会见刘少奇时，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向苏方提出的全面援助的请求。7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会见刘少奇。参加会见的苏方人员，除斯大林外，还有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共方面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斯大林称赞刘少奇递交的报告写得“清晰、明了”，他本人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报告本身没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
刘少奇谦虚地说：“报告只涉及一些基本情况，并不完整，希望斯大林同志给予指示。”
斯大林马上说：“我什么时候给过指示？两个党是兄弟党，没有上、下等级之分，我怎么能下指示呢？”当刘少奇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情况时，斯大林插话，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干扰过或者妨碍过你们？”刘少奇回答：“没有！但是当时毛泽东确实不打算去重庆，因为周恩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然而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好的。”
斯大林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斯大林就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下面这一大段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指责你们。你们中国同志太讲礼貌，总是责备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无论如何都应当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向你们提出错误的建议。不过，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