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评价诸葛亮？
毛泽东评价的诸葛亮- -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吴将陆逊受命抵御刘备，众将各自骄傲自负，不听从陆逊的指挥调度，陆逊申明军法，以王命御众。“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也。’”毛泽东读此评点道：“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认为陆逊与司马懿相同，能够机智果敢，忍辱负重，假君御众，不辱使命。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少时聪颖多智，有奇节，常感慨天下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曹操闻之，纳为谋士。曹丕即帝位，委懿参与枢机政务。魏明帝时，拜为大将军。明帝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北侵魏境，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命懿征讨诸葛亮，亮败退。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将议驻守渭水北岸，以待蜀军渡河来战。司马懿指出，百姓积聚皆在渭水南岸，此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引军而济，背水为阵，与蜀军对峙。司马懿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
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认为此时诸葛亮上策是兵出武功（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渭河北岸），沿山东进；下策是西上五丈原（在今陕西省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北渡渭水。诸葛亮不识兵略果然西上五丈原，懿料其必败。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诸将皆怒，欲与亮决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询问战事，司马懿复信道：“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认为诸葛亮不通兵略，必败无疑。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心力交瘁而死。蜀将自烧营垒遁逃，司马懿观蜀军营垒，知亮已死。当初辛毗临军之时，姜维曾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
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中国兵法思想的主旨是“兵不顿而利可全”，追求以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战争问题，不追求以战争手段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兵法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保全利益，把战争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谋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司马懿敌诸葛亮的主导思想也正在这里。
诸葛亮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称赞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当时百姓所说“死诸葛走生仲达”都是司马懿释放给曹魏集团的烟幕，曹魏集团才是司马懿的真正对手。司马懿的目的是，在与诸葛亮的战争中保全司马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发展壮大自己。这才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深层次的思想所在。
司马懿通权达变，战功卓著，对中国兵法有深刻的理解，把握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这和他的人生磨砺不无关系。当初曹操得知司马懿通谋略便荐其为官，欲纳为己用，懿不愿屈己附曹，称病推辞。曹操任汉相后，又派人召懿，并说：“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惧怕曹操加害，不得不归附曹操。曹操察觉司马懿有雄才大略，又梦见“三马同食一槽”，因而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内心里戒备司马懿。因此，司马懿常常做一些养牛喂马的小事，兢兢业业，夜以忘寝，这样才使曹氏父子放过他。正是这段经历才使司马懿形成韬光养晦、胆大心细的禀性，辅佐曹氏四代，为魏重臣屡建奇功。
街亭之战亮宜自临阵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资治通鉴》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合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初次北伐时蜀军先头部队与魏军的一次交战。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冬，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叛乱后挥师北上，集结汉中伺机北进。转年春，诸葛亮声言由斜谷道（今陕西省眉县西南）进攻眉城（今陕西省眉县），命赵云、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北）以作疑兵，自己则亲率大军直赴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在蜀军声势的震撼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降亮，关中由此震动。魏明帝曹睿闻讯命大将曹真增援箕谷抵御赵云，命张合西进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抵御蜀军先锋马谡，自己则亲率大军坐镇长安，企图一举歼灭无险可据的诸葛亮。赵云不敌曹真，战败而返。马谡与张合交兵于街亭，马谡据城弱不敌强，上山占据险阻以待诸葛亮大军北进。张合攻山不下，绝马谡水道，马谡断水兵败。诸葛亮大军行至祁山未与魏军正面交锋即无功而返，杀马谡以责其街亭之败。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中国兵法强调，战略指导者要估量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敌人展开决战，战胜敌人。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
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内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合追之。合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合右膝而卒。”时评点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诸葛无谋，马谡冤死。马谡，刘备之谋臣，从荆州随刘备入蜀，被任为绵竹成都令、越太守。诸葛亮南中平叛，问计于谡，谡筹策征服南人之心。亮采纳马谡之策，纵孟获而南方平定。及马谡被斩“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蒋琬也指责诸葛亮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令其孤军深入敌境，马谡上山是败，守城亦败，诸葛亮非任之也，弃之也。马谡是一位难得的智士谋臣，诸葛亮不能量才器用，裁定失中，“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何去非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
误于隆中对
北宋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
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龋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
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的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
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真乃千古笑谈。
- 作者： 射天狼 2005年06月25日, 星期六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