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对于丹《论语》的评语介绍

李悦对于丹《论语》的评语介绍

《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
 
文/塞外李悦 编辑/左岸
 
转自建筑新势力-读思社 (DOs Society)
 
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他们大都是一夜成名。不知什么时候就火了个余秋雨,不知什么时候又火了个易中天,紧接其后还火了于丹。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系主任。她还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做为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她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于丹教授在《北京晚报》上说自己四岁就学《论语》;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开始,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她指的中华版的书是指中华书局出版的书。?
 
于丹教授的火,并不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头衔并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是因为这位“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还同时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这样她能够有机会在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讲读《论语》心得。?
 
于丹教授依*强大的央视传媒,在国内一举成名。随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尽管我认为这个书名有修辞毛病,但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60万册。而盗版书的数量就不得而知了。在我居住的塞外古城呼和浩特是在2006年12月初先出现盗版书,随后书店才有正版书进来。?
 
2006年12月1日《北京晚报》以《“小妮子”为大众找回孔子》为题,报道了于丹热的情况:“上周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教授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连续9个小时签售《论语心得》12600本,中关村图书大厦当日售出14000本。本周,几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该书继续忝列榜首。昨天,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买书的人络绎不绝。书店干脆在一层最显著的位置摆出布告:买《论语心得》的读者,请去收银台直接付款。于丹激活了《论语》,《论语》成就了于丹。”?
 
14000人排队买一本讲解《读语》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现象——我不是说数字可疑,而是说这种文化现象可疑。我也是四岁背四书五经(其中包括《论语》),后来看到了许多解读《论语》的书,印数都很少。于丹教授依*央视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增加了知名度,有了强势媒体的宣传,固然是她的书销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她之前也有许多作者上了百家讲坛,其著作销量虽大增,但也比不上于丹教授这本书的热销盛况。要研究于丹这种突然走火一夜成名的文化现象,就得先读读她的这本大作,书里才会有解释这一现象的密码。?
 
于丹多处曲解了《论语》
 
《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于丹的书很像是为了寻找“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而找到了《论语》,从中找到“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理论依据。按照于丹之意,似乎孔子已经告诉我们过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方法。我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快乐”的。?
 
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误导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要是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于丹所讲的《论语》的百分之十,却有许多曲解之处。下面我们先对她曲解的地方进行改正,以给读者一个正解。
 
一、
 
于丹在她的大作的第9页上提到“子贡问政”。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丹的解释是:“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子贡向孔子问政,是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因此,“民信”的主体也是“国家”,而不是“民”。“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孔子非常强调国家该取信于民的思想,例如他曾在《论语·子路》中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以上“上好信”的主体是“上”,指的是“上”在取信于民,孔子还在《论语·阳货中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以上“信则人任焉”是说信实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别人当然不是主体。?
 
《论语·子张》中还有: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认为后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段话是说:君子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役使人民,如未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虐待自己。君子取得信任,随后才能给别人进忠言,如果没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
 
?
 
可见《论语》在多处谈到“信”时,国家、君主和君子都是话语主体。于丹错将民(百姓)当成主体,与上面能“足食”、“足兵”的主体不一样了,讲不通了。她索性错下去,又将“信”解释成“信仰”,于是“民无信不立”就被于丹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了。我怀疑于丹在这儿是有意曲解这句话,为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不立”的责任推在老百姓身上,以便“上”和“君”就可以指责百姓没有信仰而误国了。?
 
于丹在这本书的16页上提到孔子《论语·雍也》中的话: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于丹随之解释这段话的后半段,她说:“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在这里,“能近取譬”是讲与身边相类似的人将心相比,而不是像于丹所说“从身边小事做起”,这二者是很不相同的,“从小事做起”怎么会“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才能“推己及人”也!?
 
于丹在其书的4页上,引用了《论语·里仁》上的一句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于丹解释说:“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事君数”中的“事”当“服事”讲,而不能当“有事没事”讲。同样“朋友数”是指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而不是“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这段话准确地讲应是:“服事君主频繁无度,就会招受羞辱;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就会遭受疏远”。两种解释是有区别的。
 
于丹在其书43页上引用了《论语·里行》上一段话: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于,义子与比。于丹解释说:“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适”在此处应是“莫”的对立词,“莫”在此处当“不可”讲,“适”则当“可”讲,就准确了。那么这句话应解释成:“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不随意认可,也不随意否定,要以义为依据。”?
 
《论语·微子》有一段孔子论述逸民的话,孔子说:“虚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最后一句,孔子强调他与逸民的不同在于“无可无不可”,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无适也,无莫也”也是“无可无不可”之意,所以于丹解释成“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则违背了孔子的真意。
 
于丹还在44页上引用了《论语·为政》上的一段话: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力,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于丹在解释这段话最后一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时说:“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接着她又强调说:“这段话多实用!言寡尤,行寡悔’这六个字,对我们今天不是照样有用吗?”随后她意犹未尽,又讲了一段寓言,并说:“这个寓言,可以用来解读《论语》中的‘言寡尤,行寡悔’这句话。”?
 
于丹费了这么多笔墨去讲这六个字,却不知她将“尤”字讲错,“尤”在此处应当“过错”讲,而不能当“指责、抱怨”讲。因此“言寡尤,行寡悔”,应解释成:“说话过错少,行动悔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