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之信仰危机与贪官之道的感想介绍
原载九三学社主办的《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7年第2期
理想、信仰是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一种主义，是对未来的设计，是人对自己生命的再创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是围绕着一个人的理想、信仰展开的。作为社会的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作为社会的集体亦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若理想、信仰出了大问题，就会使一个社会、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苏联的解体、苏共政权的丧失、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就是一个明证。日本学者?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问题的分析：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
当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经常听到信仰危机四个字。那么，我们社会中到底存在不存在信仰危机呢？ 请看一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在诸多调查问题中有“有无信仰”一道题。对此，被调查者回答的结果是：回答“有信仰”的占28.10％，“曾有过信仰”的占22.24％，“没有信仰”的占36.09％，“不想回答”的占13.57％。“有信仰”的只占全部的28.10％，这一数字表明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
其实，大面积的腐败泛滥就是群体理想、信仰丢失的一个明证。有人不信，那么，就看一看一些腐败分子是怎么说的吧！
大贪官胡长清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
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有一个“小干部”中共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说得更是坦率：“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呀！我误认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于是，我便用手中余权大捞钱。”
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
由此可看，当今社会的信仰危机不仅存在于百姓群体之中，存在于青少年群体之中，它也存在于领导干部之中，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捷克思想家哈维尔说：“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的人只关心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不仁。”西方国家流传一句话：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人容易犯错误甚至犯罪。
当下中国，正是理想信仰出了问题，才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既然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了，又何必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于是入党时的誓言统统都忘光了，想到的是赤裸裸的一个“我”字，于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一个有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最彻底的、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
既然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又何必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什么公仆不公仆的，那不过是一种说教，最最重要的是一个“钱”字。有了钱后就腐化，“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既然“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又何不趁自己有权时狠狠地捞上一笔呢？于是，他们就认为：“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于是，腐败分子就发了疯似的捞钱，捞了钱以后转移到国外。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竟花了1150万元托港商张静将这笔钱转到香港，占全部款项的1/4以上。
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不仅导致贪渎，还导致官员堕入封建迷信的泥潭。
山西某县主要领导数年不得升迁，认为是县委大院“风水”不好，便找人看“风水”。数年前的某天，夜深人静之时，该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
天灾本是极其常见的自然现象，然而某地方书记在发生旱灾时居然建什么“龙王庙”去求雨抗旱。
福建省某县，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耗资上百万元“镇妖、避邪”，建造了一座“七星塔”——当地群众称之为“风水塔”。
更为可笑的是，原湖南省冶金集团总经理邹恒春，身为正厅级干部，酷爱占卜算命，2002年被省纪委“双规”后，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老尼姑“预测”自己“命该如此”的准确性。
更有一些少数官员，为了自己当前的位禄，还用金价购买风水宝地，大建个人“陵园”。如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冯文超历时近3年修建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华“活墓”。
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一是当省长，二是当省委书记，三是升到国务院。他就信以为真，不仅烧香拜佛，皈依了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供佛、念佛、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在车上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为满足个人私欲，他向6名私营企业主索要1700余万元巨款。
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她的儿子被捕时，她把责任全怪罪于她的儿媳妇，报怨她信佛信的不虔诚。她家里设有一个很大的佛堂，供着菩萨，还有一幅对联，上联是：菩萨保我做大官，下联是：我做大官供菩萨。就是她，这么大的一位高级干部，就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和菩萨联系在一起。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她被“双规”后不检查自己，反而说：“菩萨啊菩萨，我供了你这么多年，你也不保佑我。”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原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一边是大肆卖官收受28人贿赂共计101.9万元，一边又到处烧香拜佛、上供布施，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整日痴迷于烧香拜佛、占卜问卦，以求得神佛保佑自己健康平安、官运亨通。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掩饰内心的恐慌，她还亲自组织并参加“开光”、“灌顶”等活动，花费达几十万元，但她从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些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进庙烧香拜佛果真会得到神明的原谅、保佑？来自台湾的佛教大师星云作客凤凰卫视电视台，接受了评论员阮次山的专访。当问到时下一些做了坏事的人、一些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进庙烧香拜佛，是否会得到神明的原谅、保佑这一问题时，星云大师回答说：“这是不对的，不符合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怎么能得豆呢？做了坏事要得到好的报应是不可能的。如同一块石头靠自身重量沉到河里，无论你怎么祈求这块石头都不会浮上来。同样的道理，做了坏事，无论怎么祈求、忏悔，都没有用，神明是不会原谅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及苏共解体时说，苏共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腐败，而腐败又始于信仰动遥
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树立理想，重建信仰，并多渠道从源头根治腐败，这正是当前党中央当作重中之重来抓的工作。
五柳村编者的话：邵先生观察深刻，文章写得很好。所以我转发了。不过信仰这个词是从宗教来的，其实不用为好。因为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追求的应该是理想，支持自己的精神力量应该是信念，使用信仰一词容易误会，事实上过去也有人是用对待宗教的信仰来取代待革命理想的问题，我写过一篇《要“三思”，不要信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