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的知识内容分析
3、中国人的军事谋略
中国人军事谋略的核心是“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王道服众、怀近柔远、“以仁制暴”而“全其国”。兵家圣祖孙武就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可见，孙子有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军事谋略。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家谋略可概述如下：
1．重视赢得人心，利民而不害民。《六韬》中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孙子兵法》中称：“主孰有道……吾以此知胜负矣”。
2. 强调将帅的关键作用和用将用人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中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诸葛亮在《将苑》中说：“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
3．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列举了“五事”、“七计”、32种敌情观察法和五类间谍的作用，提出“未战而庙算”、“多算胜，少算不胜”。
4．主张设谋用计，迂回巧胜。《六韬》中称：“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孙子兵法》中提出：“能而示之不能”，“近而示之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说：“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
5．重视发挥最佳兵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武说：“善战者，求之于势”。孙膑说，要“便势利地”。《投笔肤谈》中说：“三军之势，如人一身”。
6．重视军事组织的完善和阵法的运用。《六韬》中称：“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孙武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完善各种建制)”。《风后握奇经》中提出，使用“八阵”，“四为正，四为奇”。
7．主纵“柔武”，使用“心理战”。《逸周书》中说：“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陈，善陈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又说：“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战国策》中说：“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
8．主张随机应变，“践墨随敌”。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该“因敌而制胜”。孙膑说：“胜不可一”(不可死守一种取胜方式)。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兵家谋略博大精深，为历代军事家所灵活运用。于是，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姜子牙、孙武、张良、诸葛亮、李靖、刘伯温等将帅之星光照人间，功垂宇宙。
4、用势的管理谋略
俗话说：“不善弈者谋子，善弈者谋势。”中国人的谋略特点之一便是用势（或称“任势”），即以高度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审明时机，及时捕捉战机，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
中国武术就强调借势和借人之力。用兵的道理也一样，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家，懂得利用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因素，使部队处于最佳的状态，以可以争取到的客观条件和可以调动起来的主观因素助我一臂之力。以逸待劳，可以以我锐气击其情归；先发制人，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集中优势兵力，可以增强我方实力；占据险要地形，可以弥补兵力不足……。上述一切，都可归结为一个“势”字，得“势”则胜，失“势”则败，而一个将领治军用兵的基本原则就是使己方“势”强，使敌方“势”弱。
《孙子兵法》十分重视“势”的作用，称：“善战者，求之于势”，应当“如同把圆石从千尺高上急骤滚下，造成不可阻挡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还进一步指出：“湍急的水流能漂走石头，就是由于水势强大；猛禽能捕杀走兽，就是由于节奏短促而迅猛，所以，能征惯战者，善于造成一泻千里的态势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节奏”(“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这样，不是仅凭自己的兵力，而是利用地势、士气和战机等“势”的因素巧妙地歼灭敌人。
具体地分析，用势的太和谋略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含义：
(一) 组织好自己的队伍。队伍的编制要严密，指挥要统一。但在关键时剌又要授权部下，临机处置，灵活作战。将士要团结一心，领导层内部要能够及时形成决策。孙子指出：“凡治理百万大军如同治理小团体一样容易，是由于建立了各级组织；凡指挥百万大军作战如同指挥小股部队作战一样容易，是由于号令一致；三军部队，使其面对敌人进攻而不败，是由于结合了出奇制胜和正规作战这样两种策略；用兵而所向披靡，是由于做到了以石击卵、以实击虚”(“凡治众如治寡，分数百也；斗众和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duan击卵者，虚实是也”)孙子还强调：“在纷纷纭纭的混战中，必须使自己的部队不乱；必须把部队部署得四面八方都能应付自如，使敌无隙可乘，无法战败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可见，孙于要求军队成为“实”的团体，步调整齐，军纪严明，遇乱不乱，遇敌不散，这样兵势就操在自己手里了。
(二) 鼓足士气。士气是力量所在，是无法估量的强大的“势”。如果士气处于顶盛点，则几乎没有战胜不了的困境。反过来，如果士气低落，尽管是百万之众，也不堪一击。历史上，张良设“四面楚歌”之计：让士兵高唱楚国歌曲，以引起项羽的部卒的思乡情绪，涣散其战斗力，就是削弱敌军士气的高明的一着棋。
《孙子兵法》中所谓：“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我后生”等都是针对士气而言的。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人心，鼓舞士气，使士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改革家吴起本是寡恩无情的一个人，由于他的妻于是齐国人，鲁国之君不敢重用他，于是他“杀妻求将”。他拜学于孔子的大弟子曾参，但曾子认为他没有孝心，与他绝交了。就是这么一个吴起，在他做将军时，与士兵同吃同睡，将赏赐全部分给部下，甚至为士兵口吸脚上的脓疮！他这般“爱护”士卒，士卒也就知恩图报，打仗时奋勇争先，这为他的军事成就奠定了基矗齐国的孟尝君也是“礼贤下士”、争取人心的能手。他有门客“三千”，每次与门客交谈时都要问及对方的家庭状况以及亲戚兄弟的消息，叫人躲在帷幕后记下，一等食客退出，孟尝君就立刻派人送东西给他的亲族。食客回家后，知道孟尝君如此关心他，自然感恩戴德。另有一次，孟尝君与一食客共进晚餐，由于视线不清，食客误以为菜肴有差别，于是投著而起，要退席。孟尝君赶紧拿出自己的菜肴到食客面前，证明菜肴并没有差别，食客深感自己不明是非，刎颈自杀，孟尝君的美名也就传遍天下了。日后，食客们为孟尝君重登宰相的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特别是当敌我实力相当，或者我方处于劣势时，应用这个思想更能收列良好的“任势”效果。在反包围时，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使用，打开一个缺口，这比分散突围，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也指出：“为兵之事，在于假装顺从敌人的意图，一有机会，便集中兵力指向敌人，长驱千里，擒杀敌将，这就是巧妙能成大事的策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佯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所谓“集中兵力”，一个具体的做法是，选择精鞋士兵，组成敢死队。《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时只有兵车三百辆，士兵四万五千人，而纣王拥有七十万大军。双方会战于牧野。当时，周的士兵都有些害怕，可是，姜太公率一百名敢死队员直冲敌营，武王也随后赶到，一举击溃了比自己强大十多倍的敌军。另据《史纪·平原君列传》记载：赵国首都邯郸被秦包围，柴草烧完了，人们便以骨头当柴烧，没有食物，人们互相交换儿子而食肉。在这样困难危急的关头，平原君将夫人以下的所有宫女都编入军队，又征得敢死队员三千名，向秦军发起猛烈进攻。秦军最后也不得不撤离邯郸。
(四) “势”猛节短，出奇制胜，中国人的战来历来强调正、奇太和结合。孙武说：“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也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字实际上典型地反映了炎黄子孙重计谋的特点。“兵以诈立”是“奇”，出敌意外是“奇”，变化莫测是“奇”，“将计就计”也是“奇”，在实际作战中，“奇兵”要建立在可靠的预测的基础上，一般还要以实力作为后盾。不可一味出“奇”，弄巧成拙，反被敌人识破和利用。所以，“奇兵”是与“正兵”结合的，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甚至相互转化，不断变化。李世民说：“我的正兵，使敌人误以为是奇兵，我的奇兵，使敌人误以为是正兵”(“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人视以为正”)。他的这种“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的用兵艺术，的确迷惑了不少敌人，一次，秦王李世民在与夏王窦建德对垒时，他故意北渡黄河，留下一千多匹战马在黄河北岸放牧，然后回来，夏王以为唐军秣草用完，必须到黄河以北来放牧战马，于是偷袭武牢(即虎牢关)，结果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李世民的将领李靖也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名家。一次，他的军队包围江陵，在城外缴获了大量的兵船。李靖命令把船只放入江中，让它们顺流而下。将领们疑惑不解，都说：“缴获的船只，应当发挥作用，为什么扔给敌人呢?”李靖说：“我军孤军深入，如果江陵城攻不下来，敌人的援军又到了，我们腹背受敌，进退不成，即使有船，又有什么用呢?不如让这些船只沿江而下，让敌人的援军见到，一定以为江陵已经被攻破，便不再前行。”果然，援军在半路上见到船只，都不敢冒然行进了。最后江陵城粮尽弹绝，不得不投降。
(五) 利用地势，以弥补兵力不足。占据险要地理位置，可以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任势”效果，另走一条悬崖峭壁的山路，可以达到捷足先登的目的。在实际作战中，往往为了一个城镇、一座山头，双方都投入大量的兵力，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死伤人员不计其数。这不足为怪，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善于了解地理状况，熟悉地那，懂得哪些是战略重镇，哪些是战术要地，从而果断地为之用兵。了解地理形势而进行战争，就会胜利，反之，就会失败。古今中外，因为不了解战场的地理状况而遭到失败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楚将“庄”的步兵与秦将司马错的战车部队遭遇。由于山路狭窄，秦军车马动弹不得，突然，一辆战车飞奔乱闯，造成连锁反应，周围的战车也跟着四处冲撞，秦军一片混乱。有的战车掉下山崖，有的战车翻落河流，死伤士兵不计其数。秦军真可谓不战自败。导致这一惨局的主要原因，就是秦将不熟悉地理条件而冒然行进犯了兵家之大忌。另外，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遭到重大失败，其原因之一也是将骑兵用于不适当的地理位置上。
孙子对地理与军事的关系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说：“地形是用兵之辅助。料敌制胜，必须研究地形和路程”(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还说：“不熟知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则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则不能得胜利”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还具体地指出：
“敌人占领高地，不要去仰攻：敌人背靠山地，不要迎面攻击”(“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行军通过山地时要靠近有水草的各地，驻扎时要居高向阳”(绝山依谷，视生处高”)；
“横渡江河，要在离江河稍远处驻扎；敌人前来横渡、不要在水内迎击，而要在它部分已渡、部分未渡时攻击”(“绝水处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
通过沼泽地时应迅速，不要停留。如果此时与敌军遭遇。则要抢先占领有水草而靠树林的地方”(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
在平原地带驻军，要背靠高地，前低后高”(“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
“河流上游下大雨，有水沫漂来，要等水势来稳后再涉水，以防洪水到来”(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如此等等，孙子几乎对每一种可能遇到的与地理有关的问题都作了交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地形，分为“通”地(四通八达之地)、“挂”地(易去而难回之地)、“支”地（对敌我出击都不利之地)、“隘”地 (关隘重地)、“险”地(可占而不可攻之地)、“远”地(双方都不宜前往挑战之地)等六种类型。尔后，又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围地”(前险后窄之地）、“死地”(无处可走之地)和“衢地”(畅通无阻之地)等九种可能遇到的境地。以上，特别是“通”地、“隘”地和“衢”地值得军事家们深入研究。在现代战争中，“通”地就是指战略要地，如重要的国家、大陆，河道和岛屿等。从世界范围来说，土耳其、波兰等国家属于“通”地，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湾是“通”地；从中国范围来说，徐州、郑州、锦州等城市属于“通”地，安庆、杭州、上海也是“通”地。“通”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以自由地调谴部队，攻守自如；二是粮草给养十分充足，而“隘”地则属于易守难攻之地，如南京市、四川省和山西省等。所谓的“衢地”既可以理解为“通”地，又可以指战役战术要地，如制高点、桥头堡、渡口和交通枢纽等。
西方也有类似子孙子的“通”地说和“衢地”说的“心脏地区说”，这是西方军事流派中陆战派的一种“任势”学说，代表人物是麦金德(Mackinder 1861—1947)。基于大陆国家马其顿打败海洋国家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以及英国在现代的没落，麦金德认为陆权比海权重要。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世界岛”，与周围岛国合称心脏地区。东欧为通向心脏地区的大门。他说，如果德国与俄国联盟，或德国征服俄国，则奠定了征服世界的基矗由于海权国家无法进入心脏地区，使得心脏地区边缘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德国等大陆能获得和平安宁。这种“心脏地区说”实际上也是“任势”的学说，与孙子兵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西方比较有名的任势学说还有海权说(或海战派)和空权说(空战派)。海权说的代表人物、美国海军退役上校马汉(Mahan 1840—1914)总结了英、日、西班牙等国称霸世界的历史，认为“海上交通线是一个国家实力和战略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一个强国应控制海上的贸易，建立海上基地，牢牢地掌握制海权。丧失制海权，国家的经济将被扼杀。“战争最终不是战斗而是实业”，故应通过制海权保护本国的经济贸易。如果制海权受到威胁，就必须进行海上战争。此时，应集中力量摧毁故人的一切战舰，给敌国的海上力量以致命的打击。马汉的海权主义军事思想给老罗斯福政府很大的影响。另一个任势学说“空权派”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少将杜黑(Douhet 1896—1930)提出了“空军制胜论”。他极早地预见了“空中战争”，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制空权绝对重要，“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丧失制空权就是失败。”他的这一预言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得以充分地证实。杜黑主张加强空军威力，大力发展航空工业，在实战中，集中使用空中力量，不仅打击敌人的前线阵地，而且攻击敌人的后方，以破坏敌国的工业，挫伤敌国民众的斗志。他的这种空战主义任势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上可以看出，重势的管理和谋略中国有，西方也有。不过，中外的兵势观是有差异的：
1、西方人强调以会战为中心，强调实力，强调兵员的多寡；而中国人一般都避开会战，避实而击虚，化弱为强，化少为多。
2、西方人更重视用兵之“快”，而中国人更重视用兵之“奇”。
3、西方人更看重兵种、武器的作用，而中国人更注意到人心、士气的影响。
比较而言，西方人主张“弱肉强食”、“势均力敌”，中国人主张“择人任势”、“审时度势”。
“用势”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管理谋略，把握了“用势”之道，就是把握住了管理谋略的关键。
第七章 禅 宗
(一)
在当今西方和日本具有广泛影响的禅宗是庄子思想与佛教外形结合的产物，它名为宗教但实非宗教，它否定哲学又恰恰成为最高哲学。
禅的由来要从“灵山说法”说起。佛祖释迦牟尼一次在灵山讲解佛法时，突然于拿鲜花，缄口不言，众僧感到莫名具妙，只有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诃(he)迦叶会心地微笑。佛祖感到迦叶灵性已通、茅塞已开，便把自己的“以心传心”的禅宗密法传给了他。这个故事叫“世尊拈(nian)花，迦叶微笑”。至于迦叶理解到什么、微笑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禅本身就主张个人体验，人人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再说，禅强调无言，认为真理是说不清楚的，主要靠悟性的“意会”而不可“言传”，说得清楚的那就不是禅了。若非得说说迦叶微笑的道理，大概他体会到人生如花，荣枯只在转瞬之间，不如嫣然一笑，超脱生死，得以自由。
禅在印度传到第28代的掌门人是菩提达摩，他有感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弱，使东渡来到中国传教，最后在少林寺面壁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不知道。有个中国的和尚名叫神光，他矢志追随达摩，但屡遭拒绝，最后砍断自己的胳膊，跪在大雪纷飞的门外。达摩终于感动了，收他为弟子，改名慧可。慧可就是中国禅宗的二祖，传到弟五代，掌门人是弘忍。他为考察弟子，让大家写佛教短诗(偈ji子)。大弟子神秀按照印度禅宗思想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当时，寺院中有一个担水劈柴干杂务的小和尚名叫慧能，他也写了一首短诗反驳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这首诗非同小可，它变印度禅宗为中国禅宗，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自此，禅宗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被一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捧为圭臬、融入灵魂，不仅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现代，中国禅宗流入欧美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首小诗，何以如此?原来，印度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污秽的，是受到恶魔支配的。人们眼贪好色，耳耽妙声，鼻爱名香，舌嗜上味，身触细滑，贪图金钱，爱好名望，希求安逸，这些都是痛苦的根源。必须通过“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禅定”(集中意念、摒弃邪想)和“慧悟”(大彻大悟，具备洞察力，能彻底认识世界)三个步骤逐渐达到绝对的幸福。印度禅宗即十分强调禅定一步，主张长期的静虑默想，最后成为无需语言而能进行心理交流的“佛”(高人)。印度佛教中的一个流派还有人认为，外在事物都是存在的，甚至灵魂也是有的，只不过人们不应当执着于外物，而应勤修苦行，逐渐悟道。于是，神秀写下了“时时勤拂试”的句子。中国人的思想可与印度人的不一样，我们的祖先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食与性”，不是人性恶的表现，而是人的本能要求(食色，性也)，无可指摘！所以，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时期，宋明理学也没有提出“禁欲”，而只是强调“节欲”。另外中国的道教甚至有放纵欲望的一面。慧能根据中国人的这一观念提出：既然人心清净，那么只要拨去人们认识上的迷雾、主观的障碍，直指本心，就可立刻成佛。那怕一个人以前是刽子手，也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就用不着修"戒”，“定”、“慧”三学，用不着苦行，用不着研读经典，只要念头一转，佛(最深刻的智慧)便在心中。慧能还认为，“一切皆空”，即外物都是不存在的、是转瞬即逝的，关键在于一个人主观上幡然醒悟，牢牢把握自己。一切依靠自己，无需外求。于是，他写下了“菩提本无树”和“佛性常清净”的句子。
慧能的功绩就在于把印度的禁欲主义和为来世吃苦的佛教思想变成了中国的乐观感性意识，保留了佛教的外壳，但内容完全是中国式的。
中国禅在本质上是挣脱桎梏走向自由之道，是反对异化(反对外物对人性的扭曲，反对人们远离原始的自我)、呼唤真实人性的人道主义哲学。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使人类从这个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倡导自然适意、轻松自如的一种现实生活方式，“饥来吃饭，困米即眠”，“要行即行，要坐即坐”，丝毫不要克制自己的内心欲望。本来我们充满活力，具备一切创造的能力，只是由于理智的迷惑，才使人们感到匮乏、疲倦和痛苦。如果我们的理智一定要去分辩事物，人为地制造许多界限和矛盾；如果我们认定生命是一种斗争，是肉体与精神、生与死之间的斗争；如果我们只会用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去解决问题，那末人类必定是疲惫的、痛苦的，买际上我们是陷入了自己编织的蛛网之中而不能自拔。一切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宇宙)、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对立，都是理智的虚构物，是不存在的。当理智介入生活便会歪曲生活而扼杀生命。所以，禅认为，我们是自由自在、平和无事的；人生不需要概念逻辑，而直接诉诸于亲自体验和直觉悟性，这样能更深刻、更准确地透视事物的本质。生命也不是盲目的斗争，用不着杞人忧天、庸人自忧地去无事生非，用不着殚精竭虑地周旋应付。生命本来是俱足的。
原来的印度佛教认为，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独立的事物没有独立的存在，人也不能主宰自己。生老病死，冤家相会，爱人别离，欲求不得，物质奴役，以及感情(爱)、思维(想)、行为(行)和认识(识)之苦(以上称作八苦)都把人带入了毁灭的深渊，欲要解脱，必须抛弃生活，甚至扼杀活生生的生命。中国的佛教禅宗却与之不同，由于消除了矛盾和斗争，洞察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恢复了生命应有的活力，我们便感到轻松喜悦。人们也没有必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觅解脱之道，月在吃饭穿衣、日常所为之中寻求自由之路。禅理就在生活之中，离开了生活便没有禅．我们不要问生活究竟是为什么，生活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顺应自然的喜怒哀乐，无拘无束的精神观念，轻松自如的坐卧行走，这就是禅的真谛。
禅宗之中处处都留有庄子思想的痕迹。例如，庄子的精神自由，万物一齐和人被物役的哲学观点都启迪和影响了禅宗。可是，禅宗到明朝时就不再满足于追求精神自由，而崇尚一种行动上和语言上的随意性。那时候，禅师们呵佛骂祖，推倒偶像，只崇拜自己，提倡所谓的个性。他们语言上不合逻辑，胡说八道，思想上放任自流，唯我独尊，行动上荡不羁，为所欲为。实际上已完全抛弃了宗教的束缚教条，不成其为宗教叮本来中国人就是缺乏宗教观念的民族，最多只有——些零星而不系统的神话，中国的道教也是借宗教之名行世俗之实：追求的是今生今世的长寿，所谓的“神”也不过是长寿的“神仙”。这样看米，从印度的佛教变为中国的“教外别传”(在宗教外的世俗中流传)的禅宗是情理中的事。
从上可知，禅宗不象其他的宗教束缚人，而是解放人，不是要求人们遵循一些道德准则，而是提倡自主体验。这一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颇有殊途同归之趣，难怪禅宗被融入西方思想的大潮中去了。请看：
禅宗与存在主义都崇尚自由、个性、直觉、个人体验，都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哲学，都反对异化。
禅宗与实用主义都注重生活，现实和行动。
禅宗与这达主义都推崇放荡不羁和彻底的反传统。
禅宗与现象学都注重直觉、现象、否定名言、知识。
禅宗与后结构主义都揭示了无意识结构，批判了分别(分类)的意识和概念。
禅宗与精神分析都描绘了潜意识，都是一种自由联想学说，都能用于精神治疗。
禅宗与语言哲学都主张无言、沉默，反对概念思维，提出语言游戏。
禅宗与意志主义都重视感性、直觉，都刻意反传统和反偶像。
禅宗与人本主义心理学都认为人本来俱足，必须发挥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从上看出，禅宗这一中国古老的行为哲学可以说包含了现代西方所有的哲学思想。读者不禁要问，向来以恪守道德规范著称于世的中国人何以能创造出这样的主张精神自由和行动自由的哲学?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文化是入世与出世精神互补、儒家与道家或儒家与禅宗互补的两面文化，它既有现实主义的世俗的一面，又有浪漫主义的超脱的一面，也正因为中国政治从来专制严酷，官场上尔虞我诈，斗争十分激烈，于是仕宦中人不时以道禅自娱，以求暂时超脱，更有一大批失意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拜别儒家而遁身于道禅这一精神的避难所。也就是说，禅宗的兴盛既是对窒息人的儒家的抗议，同时，也是对专制压迫的控诉。
禅宗，这一自由哲学，它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辉煌的一章，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又一卓越贡献。
( 二 )
中国禅宗里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一个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当他参禅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可是当他禅悟后，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了”。这段话的意思是，平常人是从理智和常识的区分概念获得山利水的特征知识的，但是在一个人有了洞察力后，便发现在本质上山水以及万物都没有什么区别。再进一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又显山露水了，不过这时的山水已经融入观者的感情，与生命合而为一了，所以山是有生命的山，水是有生命的水。
禅宗的信徒与常人从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认同同一个宇宙，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是常人是依照其分类意识判断出五光十色的世界的，大自然中的万物也者是冷冰冰的“客体”，诸如花儿与枯叶，现实与理想，生与死，有与无，我与他人，两者之间是泾渭分叨，不可混淆的。两方的文化传统也是将神与人，大自然与人，精神与肉体，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截然分开，因而造成了人与自己、人与世界的分裂。这种“二元文化”的弊病今天日益显示出来，使得人们精神上苦不堪言。而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思想都认为，人是大自然的儿子，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与宇宙万物之间心心相印，精神上是相通的。比如，欲了解一朵花，不能像西方人采用解剖分析的方法，而只要将自己看作一朵花，去体验风风雨雨，去感受花的喜怒哀乐。所以，自然之物与人类之间并没有鸿沟，相反，人类还应向自然学习。也就是，不再让理智扼杀生生的生命，不再让语言窒息我们的天才洞察力和理解力。我们本来充满生机，自由自在，没有理性与感性、是与非之间的矛盾对立和斗争， 一切烦恼和痛苦都是庸人自扰，就象苏轼诗云：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及至到来无一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另外，中国人还泯灭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人生最高的目标。禅非常重视现实生活，主张在世俗之中而不是在世俗之外寻求解脱、获得自由。有个叫杨黻(fu)的人离别双亲到四川拜访无际菩萨，大师告诉他应去拜访家中的反穿鞋披毯子的人。他回到家，深夜叩门，母亲反穿鞋披毯子来开门。杨大悟禅理：佛即在家中，日常伦理即佛心。禅还倡导无拘无束的生活，要吃即吃，要睡即睡，行动顺性，充满和谐。唐伯虎就自称：“饥来吃饭困来眠……世上闲人地上仙”。对中国人来说，那有什么西方式的“生啊死啊，何去何从”的迷茫和痛苦！有的只是在生活中创造意境，享受人生，以喜悦的心情看待世界。即使一时有痛苦，道家和禅宗也能化痛苦为欢乐。所以，禅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样，是一种心理治疗术，是人道主义哲学。
总之。
坐卧行走即禅，
喜笑怒骂即禅，
名利往来即禅，
为官作工即禅。
这样看来，似乎禅师与常人没有区别了。其实，不尽其然。禅不仅主张返朴归真，回归现实，还关心人的自我觉悟，要求悟禅者自求、自证、自明，以顿悟和直觉的形式进入禅境。如此，虽然是在做平常的事，但心为澄明，感受真实，分明觉得是在与万物交流。可是，我们又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禅境，因为禅主张自信，自靠，不外依，不栖楻于外在寻觅，只强调个人体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有迥然不同的体验。所以百人有百禅。在这里，一切偶像都被摧毁了，佛不再令人膜拜，人的尊严受到尊重。
禅宗还是出摒弃逻辑思维，忘掉语言规范，悟禅者甚至要忘禅。不应自囿于人类的逻辑和语言的陷井，应让心灵处于放任状态，让潜意识随时突发出来。结果，禅的语言通常是答非所问，年似矛盾百出，但这正是禅所需要的，禅就是要将人的精神自由化。一个和尚问赵州禅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回答道：“我在青州时，做了一件七斤重的布杉”，这样的回答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它的确排斥了逻辑思维，突出了人的瞬间无意识。还有一个故事，云门文偃在年轻时拜见睦州禅师，屡被拒绝，好不容易才蒙接见。当他被允许入门时，睦州抓住他叫道：“说呀！说呀?云门犹豫不决，被禅师推到门口骂道：“你这无用的东西！”接着呯地关上门，压断了云门的一条腿，云门虽然失去了腿，但悟出禅的真谛就在于恢复生命的真实，应当抓住意识中的一闪念，因为念念皆禅悟。
从上可见，禅保持原来的本真的世界，而不是避开它，破坏它或分解它。禅主张满足感性的要求，而不是囿于理智和语言。禅强调顺应世俗，随波逐浪，但是同流不污，保持心灵的透明。禅不关心抽象的、人为的东西，它越过理性直接达到真实的存在。禅是一种生活哲学，是自由主义哲学。
第三篇 中国古典式谋略
第一章 君王的古典式谋略
一、秦始皇的古典式谋略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姓赢，名政。十三岁时继位，二十二岁时亲政。在此之后，他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消除了政敌，巩固了权位，并进行兼并战争，先后灭亡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结束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550余年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秦帝国。接着，秦始皇又北击匈奴，南开五岭，修筑长城，焚书坑儒，其功过昭彰，影响深远。
从管理谋略方面来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值得借鉴深思。
政治谋略
巩固权势，严刑峻法。在赢政亲政之前，“仲父”吕不韦执政12年，专横拔扈，形成庞大势力。他主编《吕氏春秋》，将此书悬于咸阳市门，宣称如有人能修改一字，就赏给“千金”。其实，这是对始皇帝的示威。赢政令吕氏饮鸠自杀。长信侯嫪ai势力与吕不韦相当，与始皇帝的母亲邯郸姬私通，兴兵作乱，被夷灭三族。皇帝立誓与母亲永不相见，27名大臣劝谏，皆被诛。秦始皇沿用法家反太和治国之术，刻薄寡思，严法重刑，手段之酷，旷古未见。其中有活埋、车裂、腰斩、砍头、锅煮、夷灭三族等刑。
兼并六国，世袭帝位。亲政以后，秦王赢政用李斯为相，实行法家强权统治和富国强兵的政策，国势更盛。先是纵横家姚贾游说各国，拆散了抗秦联盟。韩国公子、大思想家韩非被秦羁留、毒死，秦王先灭了韩国。赵国大权掌握在宠臣郭开手中，他不用名将廉颇。秦用离间计，贿赂郭开向赵王诬告抗匈奴名将李牧谋反，结果李牧被处死，赵国遂灭。秦军掘开黄河，湮灭魏都大梁，魏国灭。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王，失败，燕国遂亡。秦王用李信率20万人击楚，李信败回；又命老将王翦领60万兵马出征，一举灭亡楚国。齐王建推行“绥靖政策”，不修武备，拒绝援助列国，幻想与秦“和平共处”。公元前221年，数十万秦军如泰山压顶，齐兵望风溃逃，齐国覆灭。扫除六国后，秦王定鼎咸阳，改称“始皇帝”，以示千秋万世，永享帝位。
设置郡县，修筑长城。始皇帝用李斯之策，废除易于造成诸侯割据的分封制，在全国建立由中央、郡、县、亭组成的行政多级体系，层层施控，号令一致，权力高度集中。“百代数行秦政制”，始皇帝的决策为数千年来沿用不衰。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秦始皇征调役夫40万，修筑长城。他还收缴天下兵器，北伐匈奴，以强力慑服遐迩。
社会谋略
重订币制，统一度量。始皇帝知道，秦国虽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接收的只是一个长期割据留下来的四分五裂的摊一阵子，各国货币不同，度量衡各异。因此，他下令制定全国统一的货币名称和单位，将货币分为“上币”和“下币”两类，前者为黄金铸成，后者为铜钱。他还发布诏书，一律以秦国在商鞅时制定的“斗桶”、“权衡”、“丈尺”为全国通用的计量单位。
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下令，拆除各地阻碍交通的关隘、城防，修建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驰道”。全国驰道一律宽五十步，驰道两侧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棵。鉴于各地文字不同，周朝的“大篆”字体繁杂难写，皇帝同意李斯改定新文字，以“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后来，秦始皇又通令全国将狱吏程邈创造的“隶书”作为各级政府文书用字。
经济谋略
实行名田，开渠通舟。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百姓“自实田”，即土地拥有者必须向官府自行申报、登记土地数量，从而以法定的程序将土地私有制确定下来，称为“名田制”。在名田制下，土地所有者须向官府交税，没有土地的人则可耕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纳租，成为“佃农”。与领主制下的农奴不一样，即使是佃农，也获得了部分人身自由。因此，名田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加强农业灌溉，便于通航，始皇帝还下诏开凿“鸿沟”，将济、洛、淮等水系加以疏导，联络成网，互通舟楫。原名叫“秦凿渠”的灵渠（今在广西兴安县境内）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世界上最早的梯形船阐式运河，两千年后，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也是采用这种设计。
文化谋略
焚书坑儒，尊法求仙。鉴于东周以来，诸子百家，众说纷纭，蛊惑人心，扰乱思想，秦始皇接受承相李斯的反太和建议，下令除秦国历史、农业、医药、卜筮之外的全部书籍，一律焚毁，对聚读诗书者斩首，以古非今者灭族。因听说儒生指责他暴戾，他便抓来咸阳全部读书人，活埋了其中460余个，后来，秦始皇又谎称挖坑种瓜，令书生去看，当书生下去后即令填土，又活坦700余人。“坑儒”是与“尊法”并行的，法家即认为儒生是“五蠹”之一，危害着社会稷的安全，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始皇帝便对法家的这一套言听计从。到了晚年，秦始皇还迷信神仙，屡次派人去海外求长生不死的仙药，但都失败。始皇帝并不甘心，又遣除福率三千童男童女，费金千万，去东海仙岛求药，可他们一去不复返。
纵观秦始皇的管理谋略，既反映了他的雄伟气魄，又表现了他的暴戾残忍；他的所作所为，大多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生产的发展，但他不顾人民的死活，征徭役达三四百万人；他大规模地修建宫殿、陵寝，实行愚昧的文化灭绝政策，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矗这样，秦始皇在“德过三皇，功高五帝”的颂扬声中也亲手埋下了走向灭亡厄运的种子。
二、刘邦的古典式谋略
刘邦出身子小康之家，小时候念过一些书，曾做过秦朝的泗水亭长。一次，他押送刑徒赴骊山修陵，路上刑徒们纷纷逃亡，他便干脆放掉所有人，弃官与十几位随从逃往芒砀山中。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九月刘邦回到沛城，杀掉县令，自称沛公，起兵响应。公元前206年，他被项羽封为汉王。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自刎而亡，刘邦即皇帝位，史称汉高祖。
汉高祖刘邦在管理谋略方面勋业不凡，其思想影响了二千年以来的中国政治。
与民休息
秦皇暴政，重赋繁役，苛法酷刑，“天下苦秦久矣”。尔后又经过八年的农民起义、楚汉兵燹，整个华夏大地更是苍痍满目、饿殍遍野。秦时二千万人口，汉初只剩下六百多万了。当时，连皇帝也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驾车，宰相只能乘牛车上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上千倍，人吃人的事也到处可见，天下纷争，成败未可知，因此刘邦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让天下安定下来，让人民休养生息。
他减轻赋税，宣布废除十收其五的秦制，改为十五而税一；并且对新开垦的田地予以数年的免赋优惠。这是历史上少有的轻税时期；
他让士兵复员，回乡生产，为此制定了优抚条例，给他们田宅；
他招还逃亡官民，免其罪责，赐予田地，归还物宅；
他允许因饥饿而被卖为奴婢的人恢复自由身份，同时准可百姓把儿女卖到富庶之地活命；
他量入为出，压缩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将皇室、王家的“私俸养”与国家经费区分开来，不再额外从国库中支领私俸养；
他采取“和亲”策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冒顿单子，换取了与匈奴的和平关系。
汉初的“无为而治”，刘邦的“黄(帝)老(子)之术”使“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刑罚罕见”，为历代人士所崇尚。
建章立制
“汉承秦制”，汉时的中央制度与秦时无异，皇帝总揽中央大权，下设三公九卿。三公是相国、太尉和御史大夫，分别协助皇帝负责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九卿是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大理)、典客(大行令)、太仆、廷尉(大理)、宗正(宗伯)、治粟内史(大农令、大司农)和少府(考工)，分别掌管祭祀礼仪、宫廷事务、皇宫门卫、少数民族事务、皇帝仪仗、刑狱、皇亲国戚、全国财政和皇家财政。
汉时的地方制度则与秦时不同，采取的是郡县与封国并立的制度。汉初设15个郡，后扩充为36个。郡设太守、都尉，分别掌管政事和军事。郡下设县，县令之下有县丞、县尉，县丞协助县令掌管一县政务，县尉掌管一县军事。县下设乡，乡下有亭，亭下为里，里下是什，什下称伍，五家为伍，设伍长，除此之外，高祖还分封了一些诸侯王国，先是7个异姓王被封，后来除了长沙王之外，均被翦灭，于是又分封了9个同姓王，“以屏障王室”。因为刘邦认为，秦之灭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分封宗室以为藩翼。既然要分封宗室，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东周诸候混战局面的再演呢?高祖规定：诸侯王国的地位与郡相等，王国之相国和太傅必须由朝廷委派，代表中央处理政务，没有朝廷的虎符，诸候王不得用兵，诸侯王不得违反中央的政令，等等。后来，景帝时，七个诸侯王叛乱，被平定后，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从此，诸侯王只能衣租食税，不能过问政治。
除了上述制度外，高祖还制定了法律，即著名的《九章律》，大儒叔孙通则为他确立了“朝仪”。从此，每当朝会，文武毕恭毕敬，百官山呼万岁，煞是威风。
用人用权
刘邦善于用人，这是他夺取天下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驾驭时间的关键．他自己曾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我能用他们，这是我夺取天下的原因埃”韩信曾对刘邦说；“陛下不能率兵，但能率将”，此评论可谓公允、恰当。
高祖爱才，从对齐人娄敬可见一斑。娄氏以戍卒身份求见刘邦，获准，入都关中的建议也被采纳，后来他又建议迁徙六国贵族后裔至关中以便控制，并使他们失去当地的社会基础，高祖也诏准。娄敬被破格封为关内侯。
当然，出于其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刘邦一方面是爱才，另一方面是为巩固皇权而打击人才。
韩信功高震主：而且在楚汉相争时要挟封王，结果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常其他如彭越、英布诸王都被翦灭。
相权太重，也是刘邦所忌惮的，一次，相国萧何建议：“长安地方狭小，而上林苑空地很多，不如开放它，让百姓去耕作。”高祖借机大怒，说他是受了商贾的贿赂，才来为他们请求开放上林苑的，因此不顾多年同乡情谊，将萧何逮捕入狱。
刘邦处置功臣、限制相权的做法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三、汉武帝的古典式谋略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187年）为汉景帝刘启的庶子，娶堂姊陈阿娇为妻，因而夺得皇位继承权。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后，放弃汉初黄老无为政治，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皇权，改革经济，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从而将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时期。汉武帝的谋略在历史上均广为流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针对秦朝暴政之失，汉初奉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约法减刑，萧规曹随，因而形成“文景之治”。其时“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不过，由于放任政策的实施，也给王侯豪强恃势作歹、北方匈奴骄横扩张提供了机会，所以，汉武帝亲政后便不甘心于同祖父辈一样清静无为了，而是跃跃欲试，积极进龋
汉武帝的首要之举便是，接受大儒董仲舒的“贤良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以进取精神较强的儒家思想代替了道家思想而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张仁政和秩序，董仲舒对之加以发展，提倡“君权神授”，强调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这些为汉武帝统一思想、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矗
为了统一思想，汉武帝还把教育体制、用人制度与独尊儒术结合起来，他兴建“太学”，完全用五经为教授课程，设五经博士，培养儒家人才；他规定在太学学习一年，经过考试，凡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甲等者并为郎官；特别优秀的“茂材异”则选入朝廷。这样，儒学成为士人进身的阶梯。
强化皇权，改革经济
汉武帝为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改革官制，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削弱相权。开国之初，功臣多位高权重，也只有列侯才能拜相，因此，相权往往超过君权。汉武帝对之十分不满，他打破旧制，任命出身微贱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并且对相权予以钳制。丞相随进可被罢免，甚至处死。
其次，汉武帝采取“强于弱枝”的大一统政策，对地方割据势力予以遏制。他于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大大地削弱了诸侯王国的特权地位。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应在原封地内将其余诸子封侯，新封的侯国直接由郡县来管理，不再受原王国的控制。这一措施名义上是皇帝“推恩”，实际上剥夺了诸侯王的权力，缩小了其地盘。
第三，汉武帝在削弱地方势力的同时，还致力于打击地方豪强和官吏等。一方面他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以便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他派刺史到各州，监督郡国，检举不法官吏，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全和秩序。
在推行政治措施的同时，汉武帝通过改革经济来加强集权，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做法有：改革币制，将郡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盐铁官营；均输（就近调购物资）平准（平抑物价）；推行算缗（收资产税）、告缗（检举偷漏税），等等。
平疆拓土，宣扬国威
汉初的“和亲”对外政策虽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但也助长了西北边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贵族的贪欲，给西汉边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也给西汉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汉武帝改而采取武力制止骚扰的强硬政策。他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接连出兵，把匈奴奴隶主赶到了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给北方人民带来了相当长时期的安定与和平。汉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宗主地位；他平定闽越和南越的叛乱，大力开发西南地区。这样，汉武帝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汉帝国。
历史不曾忘记汉武帝对国家的重大功绩，但也清楚地记录着民族为此付出的昂贵代价。他在位54年，进行了50年战争，弄得“海内虚耗，人口减半”；加上他骄奢淫逸，巨费巡游，信赖方士，滥杀乱捕，逼得老百姓接二连三地起义。晚年，汉武帝深知再不改弦易辙，汉王朝就会成为亡秦之续。于是在公元前89年，他下轮台罪已之诏，宣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从而又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
汉帝国的强大使中原人不再被称作“秦人”，而被称作“汉人”，古华夏族也被称作“汉族”了。汉武帝的功勋和谋略从此也被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所称赞。
四、光武帝的古典式谋略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前57年），字文书，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虽为皇胄，但他的父亲刘钦仅为南顿（今河南项城一带）县令，早逝。刘秀在叔父的抚养下长大。少时刘秀异无大志，喜欢务农，处事谨慎，乐于助人。新莽末期，刘yan、刘秀兄弟以皇族刘玄为“更始帝”，起兵争天下。公元23年，刘秀、王凤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王莽军的主力。同年10月，王莽被起义的市场杀死，刘玄迁都长安。公元25年，另一支义军赤眉军攻陷长安，俘刘玄。但不久后，赤眉军在河南遭到刘秀的截击，全军覆没。于是，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
刘秀生性温和，做了皇帝以后也难改本性。一天，他宴请族人，说说笑笑，几杯醇酒下肚，谈起了往事。一位老太太说：“文叔小时很谨慎，又老实又柔顺，谁能想到他这么厚道竟做了皇帝！”刘秀笑着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的确，光武帝安民治国，大行领导谋略——柔道，以柔克刚，以弱制强，与民休息，劝退功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
他以文治国，修建“太学”，尊崇儒士，讲论经书；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读书辄至半夜；他以文吏替代武臣任官，极大地提高了官员的素质。
他平时像个书生，但在关键时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决断力。当初，哥哥刘yan被更始帝杀害，他没有怒发冲冠，也不为哥哥哭丧，反而向仇人叩头请罪，表现得百依百顺，因而免去了杀头之祸。
他夺取天下后不言兵事，皇太子问他攻伐之策，他不予理会；有人建议趁匈奴内乱，出兵一举消灭匈奴国，他坚决予以否定。他采取的是立足国内、怀柔四方的国策，结果东汉国家富强，异邦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来到京都，朝见天子。
他当初争天下时就注重安抚，不事屠戮。对于投降者遣散回家，拆掉营垒即可。一次，他查获官吏与另立朝廷的王郎勾结的材料数千份，但他一律不看，付之一炬，称这是为了让三心二意的人“自安”。
他减轻刑罚，宽待奴婢。他下令释放囚犯，除犯死罪外一律不再追究，恢复平民身份；他下诏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为奴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
他减收田赋，实行精兵简政。宣布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田税的制度，恢复汉景帝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制；他将大约一千个县裁减了四百多，县级以及县以下官吏，精减了百分之九十。
他摒弃豪奢，崇尚节俭。他不饮酒，不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后宫的爵秩亦从简。他在世时建造陵墓，就要求不起高坟，死后不随葬金玉珠宝。
他为人谦和大度，有高祖刘邦之遗风。割据一方的隗嚣派将军马援分别是去见公孙述和刘秀，前者接见时戒备森严，而刘秀仅穿便衣便服，甚至连侍卫也没带。马援问道：“陛下不怕我是刺客吗？”刘秀笑着说：“你不会是刺客，只是说客而已”。马援为其恢宏平和的魅力所吸引，毅然归服了。
他不采用汉高祖的“狡兔死，走狗烹”的强硬手段，而是对功臣采取了保全、劝退的柔道。他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四十五人，赏给封地，表彰功勋，让他们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再参与朝政。
他对隐士、逸民等不驯服的人才亦予以成全。名士周党不愿做官，见刘秀时也不通报姓名，有人提议应治“大不敬”罪，可刘秀说：“王圣君皆有不归顺之臣，自古而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的周党不受俸禄，亦有其志”。著名隐士严子陵曾为刘秀的同窗，亦不愿为官。刘秀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与他同床而眠，他把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
光武帝的上述柔道政治，使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政局保持了稳定局面。据学者研究，当时人口达到六千余万，全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谷物一千余公斤，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约三百二十公斤。此后直到近代，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这个水平线上下徘徊。
五、唐太宗的古典式谋略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秦安），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公元617年，他协助父亲在晋阳起兵反隋，之后，与哥哥李建成分率两路大军直取长安。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此时，国内尚未统一，群雄势力还很强大。高祖于是派李世民率军征战，历时四年多，方统五华夏。
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公元624年6月，他发动玄武门改变，伏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近使高祖退位。同年8月，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
唐太宗是一代名君，其管理谋略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
唐太宗治国，广开才路，用人唯贤。
在即位当初，他就命宰相封德彝举贤，但封氏久久未举，称没有贤才，太宗批评道：“治世的道理是，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取所长；卿不善知人，怎么能诬世上没有贤才呢？！
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他的朝臣中，就既有前朝遗臣，也有义军的领袖，既有王世充的将领，也有太子建成的谋士。
卫国公李靖原为隋朝名将，曾赶赴江都告发李渊反叛；但在滞留长安途中被李渊擒获，下令处死；而世民敬重其才华，将他求下，加以了重用，拜兵部尚书。
郑国公魏征原是东宫谋士，曾为太子策划除掉秦王。太宗即位后责问他：“昔日为何离间朕兄弟，挑起祸端！”魏征从容答道：“先太子如早纳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看中他的才能，不但不予加害，反而授予要职，任谏议大夫。
唐太宗为网罗人才，颇为重视科举。他发展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增设律、书、算、童子等科，连十岁以下的儿童中的人才，也在遴选的范围之内。为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太宗还大办学校，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新设律学、书学、算学三种学校。
李世民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通过以上措施选贤用人，太宗曾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二）
思短知过，虚怀纳谏，这是李世民管理谋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曾多次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并且，他还总结前朝的教训说：“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可得者，只为不闻已过，或闻过而不能改也”，“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所以，太宗制定制度，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大臣凡见到不利于人之事，必须“及言规谏”，谏者重赏。
魏征为臣，位列宰相，他就先后进谏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太宗既喜欢他的正直敢言，又害怕他的宁折不屈。
受魏征强谏后，太宗怒不可遏，声称一定要杀掉这个乡巴佬。文德皇后知道后，穿朝服向太宗祝贺道：“妾闻君圣臣忠。如今陛下圣明，魏征才敢于忠心直言，可喜可贺！”这样，太宗方转怒为喜。
另一谏臣裴矩曾被人称为隋炀帝的佞臣，他鉴于炀帝不喜欢劝谏，谏者多身首异处，因此处处顺颜从心。入唐后，裴矩判若两人，鲠议直言，受到太宗的表彰。
（三）
唐太宗治国严明赏罚，重视法制建设。他认为：“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因此，他命人将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秦叔宝等24位功臣之像画于凌烟阁，以示功勋不朽，同时将高祖所封几十个郡王皇亲一律降为县公。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下死罪，宰相杨师道为他求情。太宗立即处死赵节，并将杨师道降为吏部尚书。
对于地方官吏的考核、赏罚，唐太宗也很重视。他把全国各地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的屏风上，随时记录他们的功过，以备赏罚；他派遣13位黜陟使者，分别到各地巡查，了解地方官吏的政绩表现，同时还规定，地方官吏每年年终都要进京汇报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按政绩决定升降。
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李世民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学者完成《唐律疏议》这一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
为了保证法令的贯彻实行，唐太宗亲自选拔了一批公正能断的人担任法官，并随时检查他们的断案情况。他一再告诫大臣：“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并下令废除酷刑和肉刑。
唐太宗在位23年，天下大治；其时“马牛布野，外户不闻”，成为太平盛世的典范。不过，在为政决策方面，太宗在晚年轻启战端、不听劝谏、追求奢华、加重民赋，其弊害亦是显而易见的。
六、武则天的古典式谋略
武则天(公元624年—公元 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通经史，多权谋，善管理，其施政虽有任用酷吏、发动告密、大兴佛事之弊，但其广开才路、明察善断、驾驭天下的管理谋略历来为人们所肯定。
唐之陆贽称：“(武则天)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人。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然而深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通典》卷一五，“选举·历代制”)
宋之司马光云：“(武则天)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
明之李贽曰：“试观近日之王者，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以专以爱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藏书·李传》)
清之赵翼云：“其(指武则天)纳谏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 (《廿二史札记》卷十九，“武后纳谏知人”)
（一）广开才路
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铸铜匦，奖励告密，用酷吏，刑讯治狱，采用这些手段，先诛杀了李唐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官吏被害者则不计其数，致命地打击了原朝廷的势力。同时，为了培植新朝廷的可用人才，武则天不拘一格，打破门阀，放手拓官，”务取真才实贤”(《资治通鉴》卷二○七，“唐纪”)。
首先，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她作为皇帝，亲自考问举人，亲自录取，称为“殿试”。原来的科举只开文科，武则天又增开武科，招考武官。考试的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为武氏王朝招揽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其次，武则天极力提倡举荐人才。一次，武则天让狄仁杰荐贤，狄氏便推荐张柬之，称其为“宰相才”，于是武皇当即召之为洛州司马。没过几日，皇上又要狄仁杰举荐，狄氏说：“我早就推荐了张柬之，但陛下不用。”武则天说：“我已经让他当司马了。”狄氏继续说：“臣下所荐的是做宰相，让他当司马，不算用他。”不久，张柬之被拜为宰相。
武则天还诏令臣民皆可“自举”，凡有所才能者，均被录用。这样她还不放心，唯恐埋没人材，又派出使臣四出搜罗，以求天下俊杰尽入彀中。
当时，武氏朝廷可谓人才济济，一大批贤能之士被委以重任。如宰相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等，都是武则天广开才路、细心精选出的肾臣良弼。
武则天对人才均予官位，因正员官吏名额有限，又设员外官数千人，同正员享受同样的俸禄。她还实行官员试用制度，经考察合格者，方正式任命。
女皇之爱才，还有一则广为传颂的史料故事。
当时，徐敬业招集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等人在杨州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起草了著名的《讨武zao檄》，檄文中例数武氏种种罪行，最后质问：“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女皇读后，竟对该文赞不绝口，并责备说：像骆宾王这样的人材，怎么流落到叛逆那儿去了，这是“宰相之过也”。她下令设法找到骆宾王，可惜未果。
武则天虽以禄位吸引天下英才，但如发现滥竽充数者，她也毫不客气，或降职，或罢免，或流放，或刑戮，使没有真才实学者不敢存欺骗混迹之望。
（二）明察善断
武则天身为女皇，虽然性格刚烈，但并不专横，她善于判断是非，采纳谏言，择善而从之，表现出刚柔兼济的品格。
武则天有不少男宠，如僧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均是。他们依持女皇的宠爱，骄狂拔扈，先后受到苏良嗣、宋璟等人的惩罚。男宠于是向武氏告状，武氏要么不予理会，要么诛杀告状者。
由于武则天是个女皇帝，她改李唐为武周，自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侄子，但李昭德、狄仁杰等人竟敢公开违拗皇上的心思,加以劝阻，他们对女皇说：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岁之后，可以享受儿孙的祭祀；若立侄子，谁听说过侄子为姑母立庙奉祀的呢?这些话打动了武则天，她未立武氏家人为太子。
鉴于武则天的一个侄子武承嗣身居宰相之位，握权太重，恐成纂位之患，大臣李昭德劝女皇警惕，女皇一开始不以为然，说承嗣是我的侄子，怎么可能谋反呢?李昭德说：侄子对于姑姑，有儿子对于父亲亲吗?可是，有的儿子还杀父纂位呢，何况侄子！女皇听罢，恍然大悟，解除了武承嗣的宰相之职。
一次，武则天想造一座大佛像，狄仁杰知道后劝阻说：如今边关不宁，造佛像既费钱财，又耗人力，一旦边关有事，何以救之?武则天听后欣然同意作罢。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武则天宽怀大量，广听谏言，可谓是明察善断之君。
（三）驾驭天下
武则天以法家所说的刑赏“二柄”驾驭天下，即以严刑打击可能威胁武周朝廷的潜在势力，以赏赐奖励告密者。她以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作刀斧，滥杀无辜，使得朝廷中人人自危；这时，武则天又反手委罪于这些酷吏，让他们做了替罪羊。
一个名叫鱼保家的献策，请铸铜匦(其功能类似于现代的检举箱)，女皇许可，并诏令：告密有功者给予封赏，不实者也不追究。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不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鱼保家也因有人投书于铜匦，告发他谋反，而丢了脑袋。
酷吏索元礼“发明”了名曰：“凤凰晒翅”、“仙人献果”等酷型，他还将铁笼套在被刑人的头上，四周打入木楔，而导致脑崩骨裂。后来，由于民愤巨大，女皇将他收入狱中。审讯索元礼的官吏见他不认罪，便厉声说：“把索公用的铁笼拿来！”一句话，便使索氏魂飞魄散，立即招认了。后来，他死于狱中。
酷吏周兴制造了无数的冤狱，终于也有人告发他“谋反”。女皇命另一酷吏来俊臣对他加以审讯。来氏受命后即邀还蒙在鼓里的周兴喝酒，酒席间说：“弟有一案，罪犯不肯认罪，为之奈何?”周兴脱口而出：“这还不容易吗?取来一大瓮，四周架起木炭，点起火，将罪犯置于瓮中，还怕他不招认!”来俊臣连夸：“周兄高见”，立即命人抬来大瓮，点起火，然后向周兴说道：“弟承密旨，有人告兄谋反，请君入瓮吧!”周兴吓出一身冷汗，立即叩头认罪了。
酷吏来俊臣更是作恶多端，终于也以谋反之罪被斩首。他死后，老百姓相互庆贺说：“从此可以安心睡觉了!”
武则天的这些利用鹰犬、以人治人的统治手腕，为历代的野心家所秘用，而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不过在当时，武则天作为一个女子称孤道寡，四方时有叛乱，这些手腕对于她驾驭天下恐怕也不完全是多余的吧。
无论对武则天杀人是褒是贬，谁也不能不承认其管理谋略是高
超的。
七、宋太祖的古典式谋略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他少年聪慧，诗书、弓马，皆出人上。其父为后唐战将，但赵匡胤在21岁时即离家出走，决心自闯一番事业。公元960年，在陈桥兵变中，他黄袍加身，建国号大宋。此后他南征北战，集权收兵，建立了煌煌之文治武功。特别是其开国与治国谋略，影响了一千余年的中国政治，为世人所秘传。
和平登基
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加入了后汉枢密使郭威的队伍，建立起后周王朝，赵匡胤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公元954年，郭威病逝，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在后来的后周与北汉的战争中，赵匡胤表现出色，为世宗所赏识，战后被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并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
赵匡胤利用整顿禁军的机会，将委心于自已的人，如罗彦环、郭延斌、潘美、王彦升等将领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并与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廷让、刘守忠、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十兄弟。后来，他又结义文人如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从而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公元959年，赵匡胤平生最为惧怕的后周宰相王朴去世，三个月后，周世宗也驾崩，七岁的柴宗训即位，一时“主少国疑”，给赵匡胤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当后周君臣举觞欢庆佳节的时候，忽有人谎报北汉与契丹的联军大举南犯，宰相范质、王溥等仓猝议定，派赵匡胤率禁军前去迎敌。当部队到达离京城开封不足四十里的陈桥驿时，赵匡胤在赵普、赵匡义等的簇拥下披起黄袍，调转马头，回师京城，夺取了皇位，称宋太祖。
和平控权
太祖登基之后首次出巡，当銮驾通过大溪桥时，忽然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从步辇侧飞过。宋太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笑道：“教射！教射！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中有话，并非讲给刺客听的，而是在告诫走在后面的后周旧臣。
当时赵匡胤虽捷足先登，披上了龙袍，但公卿将帅并没有放弃野心，而是日夜缮甲治兵，蠢蠢欲动。
而对这一局面，赵匡胤没有采取“杀”的政策，而是千方百计地笼络旧臣。
太祖下令，对后周遗臣一律全部录用，官位依旧，甚至连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溥三位旧相继任。
一些新朝权贵对旧臣恃势无礼，太祖则对之严加处理。如京城巡检王彦升，以检查为名，半夜去敲宰相王溥家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
在对旧臣安抚优待的同时，太祖对新贵则“杯酒释兵权”，成功地消除了骄兵悍将对王朝可能产生的威胁。
宋太祖请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畅饮，酒至半酣，趁醉说道：“没有卿等出力，我哪有今天！可做皇帝太难了，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人诧异，忙问其故，太祖道：“皇帝之位，谁不想取！”石守信慌了，站起来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二心？”太祖道：“不，卿等虽无二心，可你们的部属能不想要富贵吗？一旦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当皇帝，行吗？”一席话，吓得众人连忙跪下叩头，请求明示出路。太祖长叹一声，说：“人生短促，何不好自享乐。卿等放弃兵权，多置田产，歌儿舞女，欢乐一世。这样，君臣之间也无猜疑，相安无事，岂不很好！”翌日，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罗彦环、张令铎等人自动告病，请求释去兵权。太祖诏准，让他们去做地方官了。
为了安抚被剥夺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太祖还“约婚以示无间”，将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下嫁给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将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
权力制衡
“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对政治、军事体制进行了前所示有的改革，加强了中央的集权。
他废除殿前正副都点检、待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使“三衙”：待卫马军都指挥使、待卫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相互独立，相互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上。
为防止宰相专权，他设枢密使主管军机，以分军权；设三司使主管赋税等，以分财权。
他百官中推行“官、职、权分离”的政策，“官”只是品级，据此享受俸禄；“职”是殿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也没有实权；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这样，官大者并不一定权大，权重者并不一定职高。任何官员都无法集威望、权力于一身。差遣的实职也是分权而且相互牵制的，如宋代的兵部尚书只是虚职，被差遣的枢密使才有实权，但也只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而“三衙”号可令兵，但却无发兵之权。
他定立官员轮换制度，“知州”、“知县”，“三岁一易”，不得久任。
他在州郡设立“通判”之职，负责鉴督行政官员。
他收夺地方上的财权，诏令各州除留下必要的经费开支外，其余财赋均应上交国库。这样，“粟帛咸聚王”，地方藩镇失去了经济后盾。
他以文官代替武将治理地方，形成“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使节度使、武将的权力受到极大的牵制和削弱。
他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放宽科举范畴，振兴六教。随着文治政策的实施，过去那些轻视文人、骄横跛扈的武将们也学着文臣读起书来。
这引起措施，对扭转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悍将干政、重武轻文的局面是行之有效的。
八、朱元璋的古典式谋略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少时为地主家看牛放羊。十几岁时，父母和三个兄长都死于灾荒和瘟疫，他孤苦无依，遂落发当了和尚；谁知不久寺里也闹起粮荒，他又只得做游方僧，化缘乞讨，流浪于江淮地带。1352年，朱元璋加入了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初为九夫长，后成为出色的将军。1355年，郭子兴病逝，朱元璋开始掌握军政大权。1364年自立为吴王，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同年，攻克元大都北京，逐步统一了中国。
朱元璋的管理谋略既有鼓励生产，与民休息，制衡权力等温和的一面，又有以猛治吏，严刑峻法，独揽大权等暴戾的一面，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鼓励生产，与民休息
经过浴血奋战，朱元璋接手的是一个饿殍遍野、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比如唐宋时的繁华盛地扬州，在城池被围期间，竟发生杀人而食的惨事，城破之时，居民仅存18户。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经济状况了。贫苦出身的朱元璋理解老百姓的苦难，下令减免赋税，兴修水利，鼓励生产，让百姓“安养生息”。
他抑制豪强，迁徙富民，以减轻这些人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他通令全国，不许普通地主蓄养奴婢，违者杖笞一百，所养奴婢一律放为良民。凡因饥寒典身为奴的，由政府代为赎身。
他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规定：各州县只能有一个寺观；寺院不许收儿童为僧；禁止40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20岁以上的男子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方批准。这样，社会增加了劳动力。
他下令普查户口，丈量土地，以此为报据征收租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他奖励垦荒，劝诱流民归田，规定：抛荒之地，归新开垦者所有；原田主回来了，由政府拨给同等荒地作为补偿；无主荒地，免征三年田赋，有的田不收赋税。
他实行军屯，解决军饷，边地驻军，三分守城，七分种地；内地驻军，八分种地，二分守城。他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他重视兴修水利，下令：凡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上奏；凡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池水的，一律加以整治。
以猛治吏，严刑峻法
1397年，朱元璋颁布了《大明律》，规定：凡“谋反”者，不官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凡官员贪污赃银60两以上者，皆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
为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和控制，朱元璋设立巡检司，由巡检官员盘查把守全国关津要冲之地，察伪防奸。处置的全权，秘密监视大小官吏的活动。
大将胡大海的儿子不顾百姓饥荒，犯禁酿酒。群臣建议，为使领兵在外的胡大海安心，以不杀其子为好，可朱元璋怒道：“宁可让胡大海叛我，也不允许乃子破坏我的国法”，竟亲手杀之。
附马都尉欧阳伦违反朝廷禁令，贩运私茶，被赐死。
功臣汤和的姑夫，隐瞒土地，不纳税粮，也被处死。
户部侍郎郭桓、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等人贪污舞弊，被处死；卷入其中，被抄家问斩者数以万计。
独揽大权，铲除功臣
朱元璋大刀阔斧地改革旧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
他废除总揽政务的中书省，罢除丞相，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
他撤消总管军政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府，分掌兵权。他们手中有兵，但无权调兵；兵部掌管调兵，可手中无兵，最高兵权由皇上独揽。
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下设13道，110名监察御史，检举纠劾百官，直接对皇上负责。
他废除地方上的行中书省，分设管理民政、财政的布政司、管理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三个机构彼此独立，相互牵制，直接听命于朝廷。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朱元璋的皇权确实得到了加强，但他也陷入了繁琐的事务中。他还不放心，总在寻机铲除功臣。
先后被朱元璋处死或害死的有：“勋臣第一”的李善长，“武将第一”的徐达，胡惟庸，蓝玉，冯胜，傅友德，廖求忠，朱亮祖等。而且，每次案发，都罪及上万人，皆被杀戮。这样，功臣宿将几乎全都杀光了。
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在他行将就木时有所悔悟，曾下令后人不许效仿。
九、康熙帝的古典式谋略
康熙帝，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1722年)，八岁时继承皇位，称清圣祖，年号康熙。康熙帝擒权臣，平藩乱，收台湾，逐沙俄，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治理黄河，组织编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数理精蕴》等书，煌煌文治，赫赫武功，名垂青史。
康熙帝的管理谋略有如下特色：
（一）大智深谋
康熙登极伊始，按先帝顺治遗诏，由鳌拜等四位大臣辅政。鳌拜为人跋扈，专擅朝权，目无君王，到康熙十六岁亲政时，他羽翼已成，仍有恃无恐。
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与鳌拜发生争执，鳌拜竟罗织罪名，要将其处死。康熙起始不允，鳌拜大吵大闹，硬是矫诏把苏克萨哈杀了。
一次，鳌拜托病不朝，康熙来家中探望，进门后，鳌拜神色慌张，护驾的侍从急忙上前，竟搜出一把刀来。这时，小皇帝大智若愚，故意为其解围说：“刀不离身，这是咱们满族的传统啊!”
回宫后，康熙挑选了一批贵族少年做自己的侍卫，让他们天天在御花园练功习武，鳌拜见之，不以为然。一天，整拜被召入宫，刚进宫门，少年侍卫一拥而上，将其捉拿。从此，螯拜党羽俱被铲除。
权臣一除，康熙便着手解决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之“三藩”割据坐大的问题。与朝臣商议，大臣们都反对撤藩，唯恐引发叛乱，但康熙深谋远虑，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与其晚反，还不如早反。”于是，他果断地下令撤藩。
果然，吴三桂等起兵反叛了。经过八年进剿，三藩之乱才得以平息。
在平定三藩后的第二年，戎装未解，康熙又亲赴沈阳，抗击沙俄。雅克萨一役，历时四年，终于迫使沙俄坐到了谈判桌前。
在沙俄入侵东北时，蒙古噶尔丹部在西北叛乱，而且两者暗中勾结，大有联兵之势。康熙胸有成谋，决计先分敌势。他很快与沙俄签订了体现平等精神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然后集中力量，三征叛酋噶尔丹，一举铲除了分裂国家的祸根。
（二）大兴文治
康熙虽然凭武功征服了天下，但是他也知道，要羁縻人心，还得让文人喁喁归伏。所以，于公元1679年开设“博学鸿词科”，吸收文人参政。并规定，凡有学识者都可应考，考中的都给官做。不久，康熙又下令，大臣们都应举荐人才，举荐不来，就上门去请，请也不来，就派轿子强行抬来。
大儒名医傅山(又名傅青主)不肯入朝做官，割破腿上静脉，以死相抗。康熙还是授予他“中书舍人”的官职。当他被按入轿中强行抬到午门时，反抗中他从轿上跌下，头碰在地上，于是他自称此即“谢恩”，转身便回。康熙知道此事后，不予追究、治罪。
学者李喁拒绝做官，为此绝食六天，康熙无奈只得放他回家。后来，康熙巡幸西安，欲见李喁。李喁不见，康熙对李喁的儿子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并亲题“志操高洁”的匾额相赠。
康熙优容文人，意在大兴文治，收伏人心。果然，一时间廉吏辈出，大儒云集。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等都出在康熙盛世。
（三）德才是用
康熙帝用人，重视德与才，而且“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
一次，康熙亲自面试武进士，汉官赵申乔竟然当场呼呼入睡，屡次被人唤醒。康熙说：“朕前尚且如此，在衙门办事时可知矣。”于是，将其谪官。
在征剿叛酋噶尔丹时，康熙命户部侍郎思格色组织人马挖井，以解急需。可是当皇帝询问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共应掘几口井时，思格色竟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康熙斥之：“为人昏愦，居官亦不端”，遂将他革职充军。
明朝降将施琅能征惯战，颇得康熙帝的器重。但后来，他恃功骄傲，引起朝臣的不满，对此，康熙帝十分重视，曾严肃地告诫道：“今命尔复任，自此益加谨慎，尔其勉之。”一次，施琅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出任封疆大臣之职，皇帝答道：“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于手足之力哉?”坚持让他履命。
康熙用人，唯贤是用。儒生高士奇出身贫寒，徒步来京谋生。因其“字学颇工”，康熙不拘一格，将他擢补为翰林学士；布衣陈璜对水利有专长，康熙让他协助总督靳辅治理黄河。结果，功效卓著。
总之，康熙帝作为一代雄主，既雄浑气魄，高瞻远瞩，又细微不苟，明察秋毫；尽管其决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且有些好的政策也没有贯彻始终，但是他的决策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发掘、研究，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