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历代先贤为中国民主政治做出的努力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何方
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在纪念这位伟人的时候，总会联想到陈独秀和张闻天两任党的前总书记。虽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三人却有共同点或相似处。这就是他们在位期间都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或较为宽松的局面，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只是可惜五四传统过去在党内很难取得长久统治地位，即使一时得势，也会遇到强大压力，不久就被断送了。而坚持这一传统的领导人也多是好景不长，没能得到善终。
这是因为，在党内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处于优势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另一种传统，即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苏联斯大林高度集权的影响，被毛泽东归纳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毛泽东自己就说，“中国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中提到的也是这两个“社会历史的原因”，并指出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被称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同志。《决议》并说他在新中国进入建设时期，“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制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可见，我们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的却是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当然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它表现在：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级干部委派制、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由于强调一元化领导，就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在这种人治成为制度的情况下，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与法治了。
邓小平提出要解决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到现在已经25年了。党的十三大决定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过去18年了。结果如何呢？这是国人和世人都看得清楚的。事实表明，封建传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根子极深的。
但是，我们党毕竟是五四运动基础上，也就是由于西学东渐引进了科学民主而掀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党内的五四传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有时还可以取得一定的主导地位。毛泽东同志1941年所说，我们党的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
毛说的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是从五四到大革命(1925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的时期。照毛泽东的说法，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正是由于陈独秀等人引进和倡导科学与民主，坚持五四精神和传统，使党在建立后得到迅猛发展，很快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在党内也开创了一种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我们说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如果指他的脾气暴躁，个性倔强，确是事实，他也承认；但是如果指的是他的思想和当时的领导体制，那就很不确切了。说陈主张个人专制，是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旗手对不上号的。那样，也不可能在他周围聚会像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人，更不会在党内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时期。其实，专制还是民主，一个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是否言论自由。而在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党的代表大会差不多每年一次，会上发言争论，批评领导，既无限制，更不审查。陈独秀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不但党的会议上，平时报刊上也允许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中共中央任何领导人。也没有公报私仇和制造冤假错案。这哪像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
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共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指遵义会议后和抗日头几年。人们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总书记的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对“左”倾错误有深刻认识的张闻天。他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改个人专断的领导体制，大力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会议讨论决定，没有发生过哪个人挂帅拍板的事。他不止口头上号召“全党实行民主”，而且付诸行动。对于党领导下的政权，只要条件许可，就实行全民普选制。例如我就参加过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还亲自出马和我们军事学院院长郭化若竞选由几个单位组成联合选区的一名参议员。张闻天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离开自由，民主只能是空谈。所以他很强调个人自由。他在1940年为中央起草的办理党校和关于文化人的两个指示中，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党校“在学习中应该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讨论问题的作风”；党的领导要“力求避免对于他们（指文化人）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在实际上保证他们的充分自由”。作为具有进步思想的新知识分子，张闻天一直大力提倡科学。1940年在讨论中国新文化方向的科学性时，特别要强调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坚持真理，有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在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党不但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党的力量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壮大；而且由于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人人平等，不搞个人崇拜，还造成党内生活的生动活泼局面和一次理论繁荣的最大高潮。
除了先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张闻天外，在一个短时期曾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是个五四精神的传承者。他虽然由于被迫执行“国际路线”而犯过“盲动”错误，但本人的政治追求和思想倾向还是笃信科学与民主的。所以在党处于严酷的秘密条件下，他仍一再强调要尽量扩大党内民主。单是对下台后的陈独秀依然尊重，让他在短时期写出上百篇文章并予以发表这件事，已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能使他以五四精神开创一个“我党生动活泼时期”。
事隔多年，中共中央又曾经出现了一个同上述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多少相似的时期。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出现的一种比较宽松开朗的局面。这当然主要是由于邓小平为核心的党领导国家实行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拨乱反正必然产生的现象，但也与胡耀邦本人的政治理念与思想作风有极大关系。例如没有他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就谈不上拨乱反正。而没有这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很难行得通。很明显，胡耀邦在新时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实际上是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再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时期，而且确实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了创造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科学文化欣欣向荣的局面，胡耀邦以巨大的勇气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恢复工作后就一直大力提倡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言论自由。早在1979年6月，他已顶着上层的压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呼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刚刚担任中宣部长，就要求宣传部干部不要去搞“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说“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他几次向文化界人士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说：大家看马克思讲的多好啊!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把它搞成清一色呢？还说，我们不搞审查。在此后的六年总书记任内，他更是排除万难、百般设法维护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把这说成“自由化”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一个现代化文明国家和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真正坚持五四传统和追求科学与民主的人，在他们的素质和品格上，也有不少共同特征，例如：光明磊落、不用权术，不搞阴谋；清正廉明，严于律已，不搞特权；宽厚坦诚，不滥用权力，不制造冤假错案；勤奋学习，思想常新，总是站在时代前列；以人为本，不搞愚民政策，不搞个人崇拜，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里顺手列举的这几条，也都体现在上面提到的三位总书记身上。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没有高尚的品德，也不可能忠于五四传统，顶多只是口头上谈五四精神、科学民主，实际上却要搞封建专制和愚民政策。还应指出的是，胡耀邦继承五四传统并非无意识的，而是相当地自觉。这从他对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和坚持五四传统的张闻天两位前任总书记的态度中也可看得出来。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后，就对科学研究和重新评价陈独秀给予了带有首创性的推动。还在1984年，他已过问和组织对陈独秀的研究与评价，亲自主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采取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对陈这种为社会进步和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有一种深远的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才是正确评价前贤的态度。所以与会的郑惠后来说，“就像他为了平反万千冤假错案而不惜冒大风险一样，为了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他也是排除重大阻力，勇往直前的”。
胡耀邦不但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可说起了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他出任中组部长之初，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向他提出将张的骨灰从无锡一个破烂房间中迁来北京安放的要求，他当即答允，并且经过斗争，克服了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的阻挠，亲自参加了迎送骨灰到八宝山的仪式。在他出任总书记后，又很快批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和成立张闻天文稿编辑领导小组。从此才启动了对于中共“一代明君”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他在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的题词中所列张闻天值得学习的突出优点“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已，诲人不倦”，确实是对张闻天既真实又颇为形象的概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他本人的写照。
这三位前总书记，不但在坚持五四运动传统、弘扬科学民主精神上是相同的，而且都具有时代眼光和渊博知识，因而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先觉和前驱。陈独秀和张闻天固然是著名的学者和大知识分子，而胡耀邦也由于天赋高和勤奋好学，所读政治理论书籍之多和对现时代认识了解之深，也是延安整风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少见的。就他们的处境而言，陈独秀和张闻天曾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胡耀邦则处于更加严峻更加微妙的环境之中。三人的最后结局又都以不同形式的悲剧告终。这说明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和五四传统的脆弱，因此亟需进行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愚昧的启蒙运动，作为五四的重要补课。
新中国曾丧失了30年的经济发展机遇。后来总算认识到了，并在努力进行补救。效果是举世瞩目的。但是，赶上世界潮流，实现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法制社会的政改，却相对滞后。这正是胡耀邦等先贤们壮志未酬、抱憾终身的事。只有认真实行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胡耀邦的最好纪念，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真正和谐稳定，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全体中国人真地完全地站起来。(责任编辑：李晨)
出处：《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 作者：何方 时间：2006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