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个耐人寻味的成功人士的故事
雷夫利：“温柔革命”宝洁巅峰
04年11月，宝洁（中国）以3.1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夺得中央电视台的“标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外资标王”。05年1月底，宝洁公司又宣布以约570亿美元的价格换股收购吉列公司，收购完成后，宝洁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家居用品和个人护理企业。
眼花缭乱的一系列动作，让人们的眼球又专注于这家力图再现辉煌的知名跨国公司。曾以三年时间让宝洁由衰而盛的传奇人物宝洁CEO雷夫利（A.G.·Lafley）正努力希望将宝洁带入另一个“发展巅峰”。
温柔革命
2000年6月，雷夫利在宝洁总部正式出任宝洁集团CEO，开始领导分布在70个国家的11万名宝洁员工。
很多人将整个事件视作一次“宫廷政变”，激进而冒失的前任CEO贾格尔被来自集团内部的保守力量推翻，而众望所归的雷夫利则是唯一的储君。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雷夫利上台后并未坚持保守路线，而是掀起了一场改变宝洁命运的“温柔革命”。
雷夫利的前任杜克·贾格尔来自荷兰，在任一年零五个月，为宝洁“寿命”最短的CEO。他的一系列激进计划都以彻底失败告终。宝洁公司两财年的每股收益率只有3.5%，股价下跌52%，公司市值缩水达85亿美元。
此外，宝洁160多年的历史培育出了极具家庭观念的保守主义，也是贾格尔这个激进主义者注定失败的另一原因。
吸取了贾格尔的教训，雷夫利才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放弃开发新品牌、重点维护老品牌成为其上任后的第一要务。
“我们的战略很简单，就是不断促进核心优势资源的增长并从中获得利润。”雷夫利这样解释自己的品牌战略。
上任后，雷夫利就在各个分部推广他的品牌战略，要求所有部门经理集中精力销售如汰渍、佳洁士等成功品牌的产品，而研发新品牌的工作被勒令暂缓或停止。雷夫利的品牌回归战略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在其上任后的3年间，宝洁公司的股价上涨了58%。
在抓住老品牌做文章的同时，雷夫利也开始进行自己的“温柔革命”。他与前任贾格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方式。贾格尔在何处表现得粗暴，雷夫利就尽量平和；贾格尔在何时盛气凌人，雷夫利就尽量婉言相劝。在这种坦诚平静的交流中，很多员工接受了雷夫利的主张，宝洁长达160多年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先是前所未有地更换了30名集团高层官员中的一半，后又砍掉了9600个工作岗位并一度想把这一数字扩大到25000。此外，在人员提拔方面，雷夫利也有过人之举，他安排大量女性员工进入管理高层，还跳过了78位资深经理而越级提拔42岁的德珀拉·亨勒塔出任北美幼儿呵护产品分部的负责人。
宝洁的知名品牌几乎全部为自行研发，雷夫利上任后，他将比重升高到20%，并表示要将这一数字提高到50%。他大举收购其他公司的知名品牌产品，如“伊卡璐”、“威娜”。此外，雷夫利将很多工作转包给其他企业，使宝洁加强了与其他公司的合作。
外包创意
雷夫利曾说，他的目标是让宝洁公司半数的创新来自公司以外的渠道，四年前这一比例是20%，如今是35%。他的解释是：“到处都有发明家，我们在车库里找到发明的可能性和在实验室里一样大。”鉴于发明是“如此困难的一项工作”，而且创新的速度已经是十年前的两倍，为什么不在整个人才库里寻求创意和技术呢？虽然这点有悖于宝洁公司长期以来奉行的“一切答案尽归我掌握”的工作原则。
研发人员担心这意味着外包的开始。但雷夫利强调，他并不打算削减研发力量，宝洁的重大创意是从创业者那里引进技术，比如2001年，公司就从发明家约翰·奥谢尔手中买下了“电动牙刷”。
从公司外部获得创意还意味着与其他公司合作。雷夫利甚至推动宝洁公司与竞争死敌结成同盟。他为了寻求牙贴的包装材料的合作方，与高乐氏公司（Clorox）组建了合资公司，后者是宝洁公司在拖把及纯净水领域的竞争品牌。他们共同推出了产品──包装材料，结果这个材料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食品包装材料，为两家公司带来了双赢局面。
宝洁公司还重新定义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雷夫利说：“以前，我们好像是把合同扔出墙给他们，现在他们更像是我们实验室的延伸。”
“联发”这个理念已彻底改变了公司的创新过程，带来了一些新产品，包括佳洁士净白牙贴、玉兰油（Olay）品牌的数个护肤产品等。
宝洁公司从每年18亿美元的研发预算中获得的收益也越来越多。雷夫利在最近的公司年度报告中透露，三年前，宝洁的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4.5%，现在这一比例降到了3.5%。
雷夫利表示，这并不说明公司有意“外包”创新，公司应该始终保留一群由内部人员组成的核心技术队伍来推动创新进程。但这终究是思维方式上的重要变革。
雷夫利这样阐释收购吉列的理由，吉列公司在业务创新方面的卓越能力是促使宝洁实施收购的主要原因。
雷夫利认为，“创新是消费产品行业的推动力。吉列公司的业务和我们业务领域中，之所以三分之二的品牌位居行业领先地位，这主要是归功于它们在创新方面的优异表现。”
孙坚：用心良苦的如家掌门人
提示：孙坚的“野心”还在于想和女儿一直做朋友，即使以后女儿长大了还可以分享彼此的生活。想一想，他也真是用心良苦
“我希望做一个比较懒惰的领导，去搭建平台，去做舞台，把大家搀到台上来一起表演。我孙坚一个人做不了如家，靠的是整个团队的合作。”5月18日，在北京如家酒店连锁西直门总店的会议室里，面对《中国新时代》记者，如家酒店连锁CEO孙坚不断变换着手势，俨然一个熟落的演讲家。
其实，他完全有资本做个“懒惰的领导”，他的管理团队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全球500强企业，各个行业的精英都有。
2002年6月，首都旅游集团联合携程网引入境外的风险基金共同投资建立了如家酒店连锁。对于一个成长四年的企业来说，拥有酒店85家，签约酒店126家，并由此成为中国经济型酒店领域的“领头羊”，确实风光无限。
当然，孙坚也有尴尬的时候，比如记者提到西直门总店的位置不好找时，这个白皙的上海男人无奈地笑了，“我夫人的妹妹就住在这附近，可是找到这里也费了好多劲。”
这也不难理解，如家酒店连锁很多都是由旧的物业改造而成，对经济型酒店而言，控制成本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地理位置好、当街的物业无疑会增加成本。以人工为例，星级酒店的客房数与员工数的比例通常在1:1.2以上，而经济型酒店仅为1:0.5以下。“如家”的比例则是1：0.3，用孙坚的话说就是“只好委屈到胡同里了”。
孙坚并不总是这么坦然，在被问到关于如家的上市问题时，他就立即三缄其口了。
“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
1987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专业的孙坚，后来选择了出国。成绩并不是特别优秀的他，为了圆出国梦甚至甘愿赴澳洲改学市场营销课程。
出国的那段日子，他过得很艰苦。“就是没什么钱。”他说，澳洲的牛奶便宜，自己甚至把牛奶当成水喝，以至于现在看到牛奶就倒胃口。
1997年回国后，他先是在易初莲花做市场部总经理，2000年又加盟英国翠丰集团下属B＆Q百安居(中国)任中国区市场副总裁，之后任中国区营运副总裁兼华东地区总裁。
这些经历，给了孙坚开阔的视野和国际化的思维方式。他表示，做了十年的职业经理人，自己学到了很多西方的管理方式，理念上的东西也是受益终身的。而他最看重的理念是，工作是为了生活，要愉快地生活有效率地工作。
孙坚举例说，自己和外国星级酒店的老总在一起时，大家会说说有什么业余生活，外国人说看话剧、听歌剧、看博览会等等；中国人则说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他也一直试图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以享受工作和生活带来的乐趣。比如，他每年都会去度假。但当他去张家界和当地的领导会谈时，早上飞机到，中午见了面，下午就飞走了。当地的领导很诧异，因为来到张家界的人都会预留1到2天的时间来参观美景，但孙坚却认为“工作就是工作。”
2005年1月，孙坚被从百安居挖到了如家。他觉得是自己的三个方面吸引了新东家。一是做连锁的经验。虽然他之前并不了解酒店业，但“如家”的发展方式是连锁经营，而他恰恰深谙此道；第二是无论是做零售业还是酒店业都是服务业，都要让顾客满意。显然，他在服务行业做得还是不错的；三是他比较有人缘。“服务业的管理出了标准以外还要有润滑剂，要有人性化的东西来做。”
接受完采访后，他还要去参加北京“如家”员工的“草根会议”，顾名思义，就是只允许基层员工参加的会议。他要听听基层员工的喜怒哀乐。
在如家，他特别想创造一种互相尊重、真诚微笑的氛围。当然，“要让服务员真诚地微笑，首先要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微笑是真诚的。”
“我们真的还很小”
目前，如家快捷品牌已经覆盖了全国17个省和直辖市，遍布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广州、深圳、成都等30多个国内主要城市。
对于一个成立四年的企业来说，扩张速度已经很快了。但孙坚不赞同这个观点，“对如家来说，我们的品牌还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和国外酒店集团两三千家连锁店的规模相比，我们真的还很校”
但他又觉得，一个品牌的建立是很困难的，但是毁坏却很容易。“我们目前还很保守地做特许经营，不是纯粹的特许经营，是特许经营加上管理。总公司会派人去加盟酒店管理。”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国外，经济型酒店被称为“B＆B”，也就是只提供床(bed)和早餐(breakfast)。但是中国的经济型酒店却五花八门，有的提供KTV，有的提供桑拿，有的还DIY。而且价格也从一百多到三四百元不等。
中国经济型酒店有没有自己的行业标准？孙坚觉得，现在制定一个行业标准还为时过早，毕竟市场还不成熟，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还在尝试阶段。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而如家想要提供的，是干净、温馨的有品牌保证的服务。针对如家的消费主体——商务人士，孙坚认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如家没有门童、没有桑拿、没有 KTV，但有免费上网、叫醒服务等适合商务人士的实用服务。“我们是二星级的价钱，三星级的棉织品，四星级的床。”他总结说。
如家面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内有锦江之星、莫泰168、广州7日酒店连锁等，外有法国雅高的Ibis和美国Super8的包围。面对如此多的对手，孙坚微笑着说，“我要澄清一点，各品牌都在扩张，但还没有到激烈竞争的地步。”
话虽如此，谈及跟外国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经济型酒店的竞争时，孙坚还是流露出了一丝霸气，“从经济型酒店领域来说，如家是唯一可以和外资酒店抗衡甚至占有绝对优势的酒店。”他的理由在于，中国的很多星级酒店都是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在管理，他们有30%—40%的客户都是靠境外品牌引进来的，都是高端的商务人士。而经济型酒店的消费者90%以上都是本土消费者，而且是普通的商务人士。“我们拓展市场的时间要早，对本土文化的理解要早，有优秀的管理团队。”
如家的平均入住率已经高于90%，似乎就是一个佐证。
为了保证每家店的品质，如家还建立了严格的“培训考核系统”和“质量监督系统”。公司会明访加暗访甚至故意伪装成客户刁难员工，找员工吵架，就是要看看员工的素质。“如家有436个细的项目区考核每个员工。”孙坚不无得意地说。
此外，公司还会定期组织员工培训、考试。从基层工到管理层都要考试。当然，CEO除外。
“为什么你可以不考试呢？”记者问。
“我比较特殊。”孙坚哈哈大笑。
慈父有“野心”
孙坚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慈父。工作之外，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和家人在一起。尤其是提起6岁的女儿，立刻眉里眼里全是笑。
他比较喜欢安静的生活。看大海、看下雨都是他喜欢的休闲方式。“那个时候头脑中一片空白，很放松，很享受。”
同样，孙坚也享受着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只要在上海，他就坚持每天早上和女儿一起在她的小桌子上吃早餐，再去送女儿上学。之前没有这么忙的时候，女儿放学也是他亲自去接的。
孙坚还喜欢和女儿一起玩，女儿玩什么他玩什么，比如扔乒乓球、下飞行棋、跳舞。之所以扔乒乓球是因为女儿太小不会挥拍。
“我是有野心的”，孙坚说：“想在玩的过程中影响她。”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存在问题的，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理念，等明白的时候就很难更改了。所以，孙坚希望用自己坦然的言行、快乐的心情和正确的态度去引导女儿。“人与人之间能力差别不是很大，关键是态度。”
孙坚的“野心”还在于想和女儿一直做朋友，即使以后女儿长大了还可以分享彼此的生活。想一想，他也真是用心良苦。
杨卓舒：非主流的河北首富
作者：孙承承
杨卓舒，凭借着“倒行逆施、无中生有”8个字，从记者队伍里面潜伏到房地产业，并在51岁那年使自己成为河北“首富”。2003年他以3亿美元身价名列《福布斯》中国内地100富豪榜第16位。但关于杨卓舒“独裁”的传言、配10个“保镖”的传说、认为银行“嫌贫爱富”的观点……也使他在中国富豪群中有点儿 “卓尔不群”。
53岁的杨卓舒看起来很年轻，且像广告里的劲量电池小子一样，有着使不完的劲。杨卓舒说他原来的人生目标就是从政，从少年到青年，一直想做栋梁之才，写不朽的文章。现在，他创办了卓达集团，涉足房地产、民办教育、慈善事业，甚至排到了《福布斯》的百富榜里。
文人偏要当商人
1993 年，就在全国房地产处于大面积滞销、亏损的萧条时期，杨卓舒从当时仕途潜力巨大的《石家庄日报》发行处副处长的宝座上下海了。一夜间，从“皇军”变成了 “伪军”。杨卓舒用七拼八凑的10万元，就想在房地产领域大显身手了，同行们都嗤之以鼻，亲朋好友都为杨卓舒捏这把汗，杨卓舒却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劲头。首先杨卓舒从朋友那里借了一部二手的韩国大宇车作抵押金，作为补偿农民的青苗钱订金，算是勉勉强强征下30亩地，然后靠着自己曾经的媒体关系在《石家庄日报》赊下一整版广告，接着就破釜沉舟地出现了当时令人“触目惊心”的广告：卓达别墅每平方米1588元。这个消息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在石家庄传播，谁能想到别墅价格比一般商品房价格还低400多块钱？这个消息让多少买房者欢呼跳跃，让多少同行恨得咬牙切齿。杨卓舒的卓达花园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没有福利分房了，到卓达花园享受福利物业。”这是在石家庄市脍炙人口的一句宣传口号。卓达花园实行的是半福利收费模式，乘车、开水、环卫、绿化、一般维修等60项服务全部免费，水、电、暖三费低于国家标准至少5%。杨卓舒出奇制胜的基础，正好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时间，手提现金的购房队伍排得车水马龙。不到1个月，杨卓舒就一次性直接融资4600多万元。杨卓舒瞬间拥有了其没有血腥味的第一桶金，从富豪眼里的没落文人蜕变为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人，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非主流思想
杨卓舒的“古怪”、“特立独行”是出了名的，他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多元体”。
因为十分厌恶银行业的“嫌贫爱富”嘴脸，每次看见银行的领导，杨卓舒都傲然地说：“我绝不靠你们的钱做项目”。嘴上胜利的代价就是杨卓舒离银行越来越远。他也深知企业的负债率低并不是好事，一旦遇到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风暴，卓达的抗风险能力就会显示出先天不足。于是他把卓达的负债率定为8%。但是，在杨卓舒眼里“卓达最缺的是人才，这是中国企业面对的共性问题；其次是管理制度低下，最后才是资金匮乏。”
杨卓舒也有商人“惟利是图”的本性，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绝不放过任何眼前所出现的稍纵即逝的机会。只要有鱼，不管大小，马上撒网；只要有利，不管厚薄，立即投资。
但对融资功能最大的上市，杨卓舒却有着深恶痛绝的排异反应，“上市，无外乎两个目的：融资、转嫁风险。我既不缺钱，也不想转移风险。上市的并不一定就是好企业，有的企业几千万的资产就上市，有的企业亏损了好几年，股票还在那儿卖。另外我忍受不了包装，包装就是欺骗，炒作就是欺骗。”
杨卓舒很喜欢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让部下回答。他曾经悬赏10万向部下寻求“谁是当今最富有的人？”面对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答案，杨卓舒大叫一声： “NO！你们说的都不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盖茨，是耶酥、是穆罕默德！看看，他们的信徒遍布天下，那么多教堂、寺庙都是他们的财产！”虽然这是个略带玩笑色彩的考题，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杨卓舒对财富的独特理解。
说起自己的企业，杨卓舒颇有“护短风范”：“好多地方政府都说，卓达和别的企业都不一样，别的企业来了，先说地价往低处降，然后免税，实在免不了缓交，缓交不行，再返还给我多少。要求政府免税，这是企业无能的表现。而我们是挣了钱，还在无偿捐助社会，没有必要再免税。”
倔强的独裁者
杨卓舒的名字也很有讲究，只因敬慕前苏联民族英雄“卓娅、舒拉”，父母为他取名“卓舒”。6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直到1978年才平反，杨卓舒当了 19年“异类”。杨卓舒身边的人说，正是杨卓舒年少时的经历造就了他叛逆、不守规矩的“非主流意识”。“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小时候的杨卓舒却最爱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我的奋斗》看了多遍，差点被当成“反革命”。他反叛、独立，不甘被命运摆布。
杨卓舒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述：“卓达的一草一木都姓杨”，“但我下面还有一句话，‘天下为公，卓达为公’。卓达是我一人所有，保持它的绝对高度统一，从另一方面来说，属于全体员工，属于社会。是我的企业，但不能有任意胡来的地方，我不敢有丝毫松懈，尽心尽力干好工作。”
杨卓舒拒绝过许多“格式化”的会议，“我不愿参加那样的会议，除非由我自己来主持。”这就是杨卓舒，“企图”永远占据着人生舞台的中心，不甘寂寞地垄断话语权，不愿谢幕、不愿当配角。
不过，在一人“独裁”的“卓达王国”里，“土财主”杨卓舒魅惑的恩威并施为其树立了坚不可摧的绝对权威。杨卓舒身边有10个“保镖”。一个是司机，另一个常年接电话，剩下的8个人跟着他。他说这“完全是工作需要。”
杨卓舒配备“保镖”的具体原因或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但在外人看来，这似乎和“鼻子事件”有关。那是1994年，杨卓舒下海搞房地产刚刚1年。一次，被征了地的农民和卓达保安发生争执互殴，农民受伤住进了医院。杨卓舒去探望，没想到农民怒气未消，抄起块砖头砸将过去，一下子把杨卓舒的鼻子砸得鲜血淋漓。这一砖，让杨卓舒在胆战心惊中痛感创业的“辛酸”。
“企业按照《公司法》规定应该有股东，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个企业没有股东，就我自己。”
的确，在卓达，没有任何人能监督或约束杨卓舒的独裁行为。民营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如果单靠老板一人决断，难免出现失误，卓达中层干部的战斗力比较弱，因为他们说了不算，手中无权。卓达集团目前重大决策只有杨卓舒一个人拍板才算数，如何保证决策的科学和民主？这种一言堂的局面要维持多久？
杨卓舒的回答洋洋洒洒：“改变独裁必须要对企业进行体制上的改造。不进行体制改造是不可能的，有了也是虚的。一个人说了算是形式，不等于非找一堆人开会，议而不决、决而不议。一个人说了算，还要有资讯知识和外部资源的参考，不学习，不交流，什么也获得不了，一意孤行，这不行。创意和构思决策我来，请外部专家、内部经理、党政机关讨论其可行性，经过反复讨论，人力资源、物力、财力、市场条件、政府政策、社会组织、国际环境等各方面都讨论了，然后编制计划，要非常严谨；最后开始决策，在创意决策之间有一个过程，是科学、理性、严谨的。简单地说一个人说了算，是不正确的。谁的创意好，往哪个方向发展，有轮廓、有论证、有批驳，批驳不倒开始编制计划。民营企业家创业初期，都不完全是一个人，背后有非常优秀的人帮助想办法，必有市场调查，必有自我否定，盲目地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神仙也不行。
杨绵绵：要同时经营两个家庭
在海尔这个全球知名的中国企业中，杨绵绵一直隐藏在张瑞敏的身后。直到这两年，海尔迈出的步伐越来越大，杨绵绵也终于将她的闯劲呈现在公众面前。200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世界商界50女强人，她名列第8位
58岁学开车
1999 年，已经58岁的杨绵绵学会了开车。像学习开车一样，她对一些新事物、新知识，也都充满好奇，有学习的冲动。每周她要工作70多个小时，但从没放弃过学习。对一切新鲜而又想了解的东西，她总是虚心向人请教。虽然年纪已过花甲，她还在学习电脑、了解网络、如饥似渴地读书，甚至还拿起了英语课本。
对于这种不同寻常的勤奋，杨绵绵认为是来自对工作的享受心态。“我在德国看到过一个普通做果菜盒的操作工人，他每注塑出一个果菜盒，就欣赏一下。其实他的这个动作应该称为检查，但我从他的眼光里看到的是一种欣赏，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欣赏。欣赏之后，他就在这个机器周围一通忙活，让下一个做得更好。这种精神感动了我，我一下子看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认真负责的人。这个工人让我感动了很久，给了我灵魂上的震撼。我想我们也应该这么做，要想改善自己，先从享受工作开始。”
创业海尔
张瑞敏曾经回忆过自己创业时的这个选择：“当年力邀杨总裁一同创业，就是觉得她和别人不同，在她的同龄人还在利用上班时间买菜、织衣、洗衣服的时候，她在认真地读书学习。”
她那时还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了规划：“那时候，真的我都没有想过，这个冰箱厂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海尔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当时我想，张首席也就最多干两年吧，他回去了，我也就回去了，结果一做就做了这么多年。”
领导者具备的“三商”
在海尔，杨绵绵无疑是一个将帅级的人物，对于管理艺术，她有这样一套理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具备“三商”，即智商———能准确地理解事情；情商———心理素质要好，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韧商———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摔倒了再爬起来。“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光有情商和智商还不行，关键还是要有韧商、韧性，这条最难达到。”
尽管杨绵绵身为公司的“二把手”，但她自认是个不折不扣的“终端者”。她说：“我比较善于到终端去，只有到终端我才有灵性，才能碰出火花来。”整整20年，杨绵绵的每一天都和海尔联系在一起，而且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在她的工作日程表上，几乎没有节假日。她还常说：“只有到现场才能发现问题，正因为商家对海尔产品很重视，所以我们更应该而且必须把工作做得更好。”
同时经营两个家庭
杨绵绵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上有年近九旬的婆婆，下有两个已婚的女儿，她自己还在1997年成了外祖母。杨绵绵和爱人是大学同学，几年前爱人从总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从此有了一个主要任务：照顾好家庭，给妻子营造稳固的大后方。
有人说，事业和家庭是对立的，杨绵绵却说：“家庭服从事业，事业上的成就可以使家庭生活更幸福。”但不管怎样说，在杨绵绵的人生中，毕竟还是海尔这个大家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外界常常感到疑惑的地方：你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和你差不多大的人早就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你还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杨绵绵回答：“发展是一种瘾，我欲罢不能。”
陈天桥和夫人雒芊芊的故事
陈天桥结婚5年，而他们的孩子———盛大网络也5岁了。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陈天桥深有同感。他始终觉得太太的支持是盛大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最大动力。
每年年底公司员工大会时，陈天桥的第一杯酒都是敬给妻子的，感谢她对公司的贡献。直到今天，陈天桥也没有想过要淡化家族色彩。“我不认为家族企业有什么不好，当初软银4000万美金投资盛大时，还觉得盛大这种家族企业团结，效率高。”谈到妻子，他坦言自己最大的遗憾是结婚时妻子没披婚纱、没摆酒席，然后就匆匆开始创业。
3年时间资产过亿的陈天桥，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的优秀生。雒芊芊也是经济管理专业，毕业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两个人婚后的第一桶金来自炒股票。
1999年，集资了50万人民币后，两人毅然下海。
雒芊芊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在公司中甘为幕后英雄，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个漂亮、贤淑的河北女孩，是陈天桥事业中最得力的伙伴。雒芊芊随和，不爱张扬，这对说起话就滔滔不绝、很有激情的陈天桥来说性格上正好互补。
在盛大的诸多新闻发布会中，记者唯一一次见到她是在盛大从软银成功融资那次。作为参与整个融资过程的重要一员，芊芊那天除了陪软银这些新投资人，几乎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后经公司内部人士透露，此次融资获得成功很大部分也得益于雒芊芊扎实的金融知识和缜密的思维。
了解他们夫妻的人都觉得他们是一个绝好的“黄金组合”，不光男才女貌，彼此对事业的执着创造出了巨大财富。平常陈天桥忙于外交，要参加各种谈判。而芊芊负责打理公司内部管理，员工年纪都比较轻，很多人将她当做自己的朋友。公司内部都习惯叫她芊芊。员工的生日，员工准备生小孩或者有出国念头，陈天桥也都会亲自打电话询问，董事长如此细心，据说是和芊芊的提醒有关。
公司一天收入最高时达上百万元。陈天桥说，他会偶尔在子夜醒来时暗问自己“我真的有那么多钱吗？”
陈天桥从小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主流人物，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直到今天，坐在财富榜上的陈天桥仍然与这个目标有着距离，并且距离有越来越远的趋势。
从小要当主流人物
1973年，陈天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澄潭镇一个叫东坑坪的小山村，出生的时候，爷爷奶奶觉得这个大胖小子有出息，加之陈天桥的父母在当时已经离开了山村，在城里工作，于是给他取名天桥，意为陈家登天的桥梁。
陈天桥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上海导航仪器厂的工程师，母亲是新昌城关中学的英语教师。在东坑坪生活了不久，母亲就把陈天桥接到城关镇上幼儿园，陈离开东坑坪小村，在新昌大佛寺脚下度过了童年。
至今，陈天桥对东坑坪有着某种特别的感情，这里毕竟有他的根。陈的婶婶告诉记者，去年清明节，百忙中的陈天桥从上海赶回小山村，看望爷爷奶奶。
在新昌城关时，陈天桥经常回老家澄潭。有一次回去，陈天桥看见有两只大公鸡在争斗，便蹲在路边津津有味地看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公鸡们精疲力竭不想再斗了，演员和观众才郁郁而散。
回到城关，陈天桥迅速写了一篇观后感，并给了老师。城关南明小学的蒋惠球老师是陈天桥小学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看了文章后觉得很精彩，就把文章寄到《小学生优秀作文》杂志并发表了。
但在新昌中学的档案室里，现在还可以看到当年王力红老师给陈天桥的操行评语中，有一条说道：“作为班委，对集体活动却不热心。”
“我后来看出来，陈天桥当时是很想当班长的。他小学时候就是少先队大队长，上了初中却只当了个班级生活委员，他总觉得自己被大材小用了，小孩子难免闹情绪，所以故意对班级活动不那么热心。”王校长解释说。
好学生和网络游戏
1990年，18岁的陈天桥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性格外向、活泼开朗的陈天桥不仅是学习尖子，也是社会活动的热心分子，他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得到了校内外的公认。陈成了“复旦大学1990届经济系的传奇人物”。
大学一年级，陈天桥埋头读书，全系成绩排第一名；大二，陈天桥被上海市教委和团市委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大三，21岁的陈天桥就修满了学分，以上海市惟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这在复旦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踏入社会的陈天桥进入了上海陆家嘴集团。
从子公司的副总经理开始，直到晋升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安德的秘书，在四年时间，陈天桥自称学会了三件事：一件是好事，一件是坏事，还有一件“不好也不坏”。
好事是年轻的陈天桥学会传统行业的企业家独立、务实的管理风格。陈天桥没有留洋或者海外求学的经历，曾经有人问他是不是“海归派”，他回答“不是”，又问他是不是“土鳖派”，他回答“也不是”——陈天桥觉得自己比海归派更熟悉中国国情和地区市场，而与本土成长的经理人相比，自己的个性更加独立，更加讲求冒险和创新。
不好不坏的事是陈天桥比一般人更早接触到互联网。十年以前，在陆家嘴集团里，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为何物时，总裁办公室里就已能24小时上网。老总不在的时候，陈天桥就喜欢在互联网上混。
人在网上飘，学会玩游戏是早晚的事情。“玩网络游戏”一开始是件坏事。陈天桥太喜欢游戏了。仅靠办公室偷玩一下实在不过瘾，他干脆买台电脑回家。每到周末，他必玩得个天昏地暗。
这还不够，每逢节假日，他必定呼朋唤友，来家里一起“操练”，通宵达旦、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据说，他曾一连打了七天七夜的游戏没合眼。
1998年，组织上要安排王安德去浦东新区做分管经济的副区长。王安德对陈天桥许诺，如果他选择投身仕途，他有可能成为全上海最年轻有为的区长秘书，前途不可限量。但陈天桥婉言谢绝了：“谢谢您，但那不是我的理想。”
离开陆家嘴，陈天桥来到一家证券公司，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呆在证券公司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对于陈天桥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年。跳出国营单位的陈天桥明白了自己的事业要靠自己去打拼。在证券公司工作，面对滚滚财富，他暗暗下定了自己创业的决心。
在证券公司期间，陈天桥碰到了一位聪明能干的女性，这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现在是盛大公司副总裁——雒芊芊。认识雒芊芊并暗恋了4个月后，陈天桥开始大胆进攻，“1999年7月跟芊芊开始恋爱的，9月我们就结了婚”，“在证券公司，最大的收益就是‘骗’到手一个老婆。”开心的时候，陈天桥会这样说。
第一次创业很平庸在证券公司娶了老婆，又在股票市场上挣了一些钱，这时候陈天桥有两种选择，一是与太太雒芊芊一起出国；另外就是在国内找个稳定的工作，过小日子。但陈天桥做了第三种选择，自己创业。
1999年是资本疯狂涌向互联网的一个年份。当时的互联网模式就是建立一家网站，然后去赢取风险投资。陈天桥的弟弟陈大年当时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陈氏兄弟一个熟悉互联网，一个熟悉资本市场，就想到了创建网站。
“直觉告诉我互联网是非常有前途的。”陈天桥回忆说。“但以往的工作经验让我觉得，一个公司要赢利需要的是资金流和物流，而物流是比资金流更难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电话线不能代替物流与配送，只有数码娱乐产品比如卡通、游戏才可以通过电话线来传输。”陈天桥找到了创业的方向。
1999年11月，陈天桥听说中华网在寻找可投资的小网站，认为机会来了。经过物色，陈选中了当时由复旦的几个学生为主建立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气。陈天桥将自己的想法讲给他们，让他们将这个社区改得更加吸引人。而他则去联系中华网。
谈妥之后，陈天桥迅速注册了一个资本为50万元的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招了20几个人，开始运作stame.com.公司成立的初衷并不是要成为大型的门户网站，而是想另辟蹊径，成为中国最大的图形化虚拟社区。
这个社区建设在当时很有特色，不但有白天、黑夜之分，而且每一个社区中的用户都不能不劳而获，饿了就需要种地，然后再把收获的东西做成食品卖钱，而只有拥有钱才能在社区内生存。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于网络游戏的互动社区。这种思路是那时的许多网站所共有的，大家就是在比，看谁先能最快找到投资。
靠着在证券公司和政府机构工作时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在陈天桥的运作下，很快，这个stame.com和中华网的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1999年12 月，中华网CEO叶克勇与陈天桥见面，“stame.com我要定了，你带上签好的合同来见我。”这样，陈天桥在2000年1月拿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华网得到的是相当于它总浏览量30%的PageViews.
投资拿到了，但中华网认为，仅凭虚拟社区还不足以带来更高的浏览量，因此他们要求盛大改变经营方向。“面对投资方的意愿，我们很迷茫，最后提出了一鱼四吃的做法。”陈天桥曾经向记者讲述过这样一个例子，“一条鱼可以分为头、身子、尾巴和鳍，然后有不同的做法，比如娱乐产业中围绕着一个品牌——樱桃小丸子，可以运作有关她的动画、书籍、游戏，甚至服装等诸多周边产业。因此我们决定不做游戏社区，而做动画网站，这样既可以带来投资方所需要的浏览量，又不会离网络游戏社区很遥远。”
利用这笔资金，盛大购买了黑猫警长的版权，还办起了多期的卡通杂志，并陆续拿到为奥迪、飘柔等大牌厂商做网上动画广告的单子，此时的盛大一个月能有十几万的收入。
2000年下半年，互联网的泡沫开始破灭，形势急转直下。还没有等到网站盈亏平衡，网络业便开始走上下坡路，这在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
面对危机，陈天桥开始反思盛大网络卡通的发展模式。“围绕一个品牌做动画卡通，是一个投入期长、回报期也长的过程。成功了就可以赚七八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钱，失败了就一无所有。”
2001年5月，中华网投资盛大的300万美元中还有100万美元没有到账，这时候中华网对盛大提出质疑。陈天桥的大卡通战略即游戏+杂志+Flash广告被迫删改，公司的员工从50人裁减到20人，所有非游戏部门的队伍被全部清除。
为了继续事业，陈天桥决定放弃网络动画，但是下一步的着眼点在哪里，他自己其实也很迷茫。正好此时韩国游戏开发商Wemade Entertainment到上海来寻找合作伙伴，准备推广自己开发的网络游戏“传奇”。Wemade最先找到上海市动画协会，动画协会也不知道网络游戏是干吗的，于是把韩国厂商推荐给了陈天桥。
陈天桥拿到游戏，自己先动手玩玩。按照默认设置，他连接到韩国服务器上，可他看不懂韩文。他又连接到《传奇》意大利服务器，玩起了英文版。尽管网速很慢，并且陈天桥还是认为“传奇”包装很差劲，但还是觉得其内核相当不错。玩到后来，陈天桥欲罢不能了。
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运营“传奇”，《传奇》先期要交30万美元的安装费。陈天桥希望中华网将剩余的100万美金拿来用。中华网不同意，陈天桥却坚持要做网络游戏，双方“拗断”。最终陈天桥拿回了公司所有的股份，并且仍然保留了至少30万美元拿到了《传奇》的代理。
盛大神话中华网撤出了，《传奇》的代理也谈下来了，陈天桥的公司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传奇”上线两个月的测试期是公司生死存亡的关口，当时所有人都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如果在测试期内不能吸引足够的玩家，就不能收费运营，那么盛大就不会有新的收入，公司就面临着倒闭。
运行网络游戏，需要很多的服务器，而此时的陈天桥根本没有钱来添置服务器。陈天桥拿着与韩国Wemade、Actoz公司签订的合约，彬彬有礼地找到浪潮、戴尔等服务器厂商，告诉他们，我们要运作韩国人的游戏，申请试用机器两个月。服务器厂商一看的确是国际正规合同，小伙子年纪轻轻来头不小，恐怕是潜在大客户，于是就同意了。
然后陈天桥又拿着服务器的单子，以同样的方式与中国电信谈：“浪潮、戴尔都给我提供服务器，我们需要很大的带宽运营游戏。”电信马上会意，给了测试期免费的带宽试用。陈天桥压上了全部的信誉，从2001年9月，盛大开始了两个月的游戏测试期。
2001年11月，传奇游戏开始收费，仅仅一个月，《传奇》的投资就已完全收回。盛大活了，陈天桥的财富传奇就这样开始。
从陈天桥发迹的故事来看，其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是一种投机行为，只是这种投机行为具有了更多知识的成分。在投机成功过后，陈天桥爬上了财富榜，倍受瞩目。但是，有着成为主流人物冲动的陈天桥显然不会对此满足，他想要成为这个网络游戏世界的决策者，成为社会所承认的主流人物。
但是，30岁的陈天桥能成为主流人物吗？
瓶颈盛大成功之后，陈天桥总是在不由自主地表露出一种姿态：要成为这个游戏世界的决策者、规则的制造者。甚至，他还要把游戏范围扩大成娱乐，并梦想着把盛大建成梦幻的大迪斯尼。为此，陈天桥还重金从微软请来了唐骏。
从去年年底网吧老板质问，到今年年初社会学家陶宏开教授代表和带领孩子家长们的炮轰，让陈天桥又一次陷入了纷争。在此之前，关于陈天桥是好人还是烂人，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有过很大的争议。
Actoz闹，再闹就把它收购了。那么玩家、网吧呢？虽然这里面的确是一个各方利益相争的问题，我们相信如果有足够的利益分配在玩家和网吧的身上，网吧老板、家长和孩子对陈天桥不会有这么大的意见（那么游戏玩得好就是一种有出息的象征）。但是，陈天桥能把全中国网吧收购掉吗？能把全中国玩家招安吗？陈天桥再有钱，这个问题也不现实。
这些只是一些个表象的事情，但从陈天桥不断尴尬地面对这些问题来看，陈正在遭遇着一场危机，从这场危机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网游的社会性问题，更重要的是陈天桥的个人问题。
现在，我们给陈天桥的定位是：陈还只是一个成功的创富者，而还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陈天桥正在试图进行这个过度，但是表现还很稚嫩。一个32岁的年轻人，没有太多的阅历，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一些人事之间微妙的关系，难以把握的东西还很多，所表现出来的举动也还远远不够格。经过投机创富忽然站了出来以后，怀着成为主流的冲动，他遇到了一个坎。
陈天桥也想过并正在实践走提升盛大高度的路线，他想把盛大建设成一个不仅仅是网络游戏的公司，而是一个梦幻的大迪斯尼，并用“娱乐”取代“游戏”，但是结果如何，而效果又如何，还无从知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陈天桥还得慢慢煎熬着等待。
现在，盛大还只是一个区区几年历史的企业，网络泡沫的故事已经很多，如果陈天桥稍有不慎，盛大倒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盛大倒下，那么陈天桥的故事不用再说，主流梦不用再做，陈和盛大将会成为“大败局”里最经典的案例。
如果盛大不倒，依旧向前发展，而陈天桥又不能够正确处理各方关系，不能够把握权衡各方关系，不能够提升自己，陈天桥也将遭遇一个中国企业家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个危机将是众人口诛笔伐，这场战斗对于梦想着成为主流的陈天桥，无疑是将会是一场惨败。
从现在来看，陈天桥作为企业家、作为富人的表现是相当糟糕的，面对网吧老板的质问无法从容面对和回答，面对孩子家长、教育专家的讨伐没有合理的办法应对，甚至常常因此而表现失态。有人说陈天桥表现得与同年龄的人非一般地成熟，但是从这些表现来看，陈天桥并无什么过人之处。
那么陈天桥现在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成为主流？陈天桥该学一学的不仅是一个外国企业家的管理，更要学一学国外的富人们如何做富人。当然，这句话不仅仅送给陈天桥，一样送给中国的所有富人。要做一个主流的知识富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嘉诚：一生以“诚”赢天下
有关李嘉诚在香港地产和股市的风云故事，也是世人皆知的故事了，在此我辑录一些其它的资料来全面认识李嘉诚。
一、迁册风波中的李嘉诚
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香港移居海外的人口每年约2～3万人；90年代初开始，每年以6万人的速度外流。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
据1990年12月18日香港《明报》《东方日报》，到该年11月底止，“香港已有77间上市公司迁册海外”，“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1/3”，“现时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1989年北京风波，信心危机再次爆发，恒指于开市首日，狂泻580多点。迁册流四起，华商都看李嘉诚的--他是香港首富，长实系在港上市公司占总市值的10%强。在这种形势下，李嘉诚不得不站出来说话，11月20日的香港报章，发表了他的长篇言论，核心内容是：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
1990年中，迁册风再次振荡。舆论盛传，香港最大财团汇丰银行，将借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之机，变相迁册伦敦。合并及迁册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汇丰在香港地位举足轻重，工商界深为不安。汇丰大班浦伟士发表讲话，言称汇丰仍保留香港第一上市地位，业务仍以香港为最大基地。
汇丰完成迁册不久，李嘉诚突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据传，李嘉诚对汇丰迁册持反对意见，他的意见未被董事局采纳，最后导致这一结果。
二、 李嘉诚和祖国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也是他逃避战乱远走他乡的38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内地的土地。
这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获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户”，或露宿街头，或挤在临时搭起的矮棚笼屋栖身。李嘉诚深为不安，马上复函至家乡政府，提出捐建“群众公寓”以救房荒之急。
群众公寓两处共9幢，4～5层不等，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李嘉诚共捐资590万港元，工期分几年完成。
1979年，李嘉诚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当晚，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说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到今天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李嘉诚说到这，已泪水潸然。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大大改善了潮州医疗条件。
1984年，他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1991年，他又捐出500万港元，并表示从1992～1996年间，陆续捐赠6000万港元。
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该基金会在山东曲阜为李嘉诚树碑立传。
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
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第11届亚洲运动会。
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边用早餐，边听广播，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时用电话与长实系四间公司的首脑联系，取得共识后，即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公司的名义，捐出5000万港元赈灾。数日后，李嘉诚得知汕头遭遇强台风灾害，即以个人名义捐 500万港元予汕头市政府。
李嘉诚在广州市、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先后有数千万港元的捐款。较大的捐赠项目有：认捐1000万港元，资助广州市科技进步基金；以公司名义，捐助1000万港元予广东省教育基金会。
汕头大学的建立，是李嘉诚在祖国义举的一块丰碑，从1979年至今，他捐出的款额逾8亿港元。
……
有关李嘉诚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在帮助中资公司在香港鼎立、进军内地房地产市尝投资实业等，随着香港的回归，“长江”真正回到祖国怀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嘉诚的财富对他个人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最有意义的是：李嘉诚以其一生的成就告诉我们这些后来人，创业很艰辛但又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字 “诚”，而且越是在危难、贫贱之中的越要懂得利用诚实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诚实与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李嘉诚的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诚实与诚信，中国人不能丢，因为我们丢不得、丢不起啊！
比尔·盖茨的魅力
从退学建立微软，到成为世界首富，盖茨只用了20年的时间。此后，这个被美国人誉为“坐在世界巅峰的人”就再也没有从这个位子上下来过，一坐就是12年。
互联网仍然充满魅力
其实，盖茨作为世界首富的日子也是波折不断。在1998年股票市场的互联网泡沫出现前，盖茨的财富已经达到近1000亿美元。2000年网络股热潮开始消退，微软股价下滑了近63％，盖茨的身价也随之缩水了近一半。尽管盖茨依然保持着全球首富的位子，但是与第二名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那时人们纷纷预测，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盖茨迟早要让出“天下第一”的宝座。
然而事情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了互联网业的回暖。且不说屡创奇迹的Google等后起之秀，微软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也很抢眼，盖茨的财富重新水涨船高。在过去一年里，盖茨的财富增加了近8％。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沃伦·巴菲特曾评价比尔盖茨说：“如果他卖的不是软件而是汉堡，他也会成为世界汉堡大王。”言下之意，并不是微软成就了盖茨，而是其商业天赋成就了这个世上最富有的人。
对于理财，盖茨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对微软公司前途的信心使盖茨仍然把财富的绝大部分投在公司股票上，尽管他已经不担任公司的CEO，但是作为微软的首席架构师，他仍然主导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不过精明的他也会在好的价位适当地套现一些股票。股市交易记录显示，上个月盖茨就在公开市场出售了 100万股微软股票，获得收入近2700万美元。
当然，像盖茨这样的聪明人是决不会把“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具有远见的盖茨早在网络股泡沫破裂之前就开始分散投资了。盖茨在1995年建立了一家投资公司，据了解，该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价值1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入了收入稳定的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库券。
盖茨看好代表新经济的数字及生物技术产业，但在投资时并不排斥传统经济，尤其看重表现稳定的重工业部门。盖茨曾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收购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7.8％股份，后来这些股票几乎上涨了一倍；他对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投资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不到一年内股价就上升了大约1/3。此外，盖茨也喜欢向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很强的公用事业公司投资。而盖茨对科学创新的兴趣，也使他把医药和生物技术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
自称善用每一分钱
曾经有人计算过，像比尔·盖茨那么有钱可以怎么花，结论是：可以买31.57架航天飞机，或者344架波音747，拍摄268部《泰坦尼克号》，买 15.6万部劳斯莱斯产的本特利大陆型豪华轿车。但是事实上，富可敌国的盖茨夫妇生活很俭朴，唯一可称得上奢华的只有他们位于西雅图郊区价值5300万美元的豪宅。不过据到过盖茨家的人介绍，豪宅内陈设相当简单，并不是常人想象的富丽堂皇。盖茨曾说过：“我要把我所赚到的每一笔钱都花得很有价值，不会浪费一分钱。”
在过去几年里，盖茨把他的大量个人财富捐献给了慈善事业。据统计，盖茨至今已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捐出近290亿美元的财富，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富人。目前，以盖茨夫妇两人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其基金规模是老牌的福特基金会的3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去年11月，他在伦敦庆祝自己50 岁生日的时候，对在场的记者表示，名下的巨额财富对他个人而言，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他准备把这些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而不会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
世人对盖茨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成功的企业家，有人说他垄断行业、欺凌弱小；有人说他是“最慷慨的慈善家”，有人说他是一个虚伪的人———他的慈善之举只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公关活动；有人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首富，有人说他只会贪婪地在股市中套现，从微软用户的身上榨钱……但是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不管你是爱他，还是恨他，你都无法漠视他———这就是比尔·盖茨的魅力。”
陈安之：卖产品不如卖自己
要想获得什么，就看你付出的是什么？
当我们看到一颗树的时候，——我们看到苹果树，我们知道这个人之前种了什么样的种子？苹果。当我们看到香蕉树呢？香蕉种子。樱桃树呢？樱桃种子。当我们在树上没有看到任何果实呢？表示之前你没有种。
假设你看到或是你发现目前在你的生活各个领域当中，你对你的结果不太满意，或是甚至没有看到任何结果，那只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你没有播种。
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要从银行提款，我们要不要先存款哪？没有存款如何提款，你们说是吗？大家都需要有更大成就，更成功的事业，更好业绩，但大部分人的付出都怎么样啊？都还是不够的。
要想超过谁，就比他更努力四倍（要具体和量化）。
我以前研究《李嘉诚传》，因为李嘉诚是华人首富，人家问李嘉诚你到底是怎么成功，怎么推销的？他说很简单，比别人努力两倍。那时候，世界首富是日本西武集团总裁堤义明，别人问，堤义明先生，你怎么成为世界首富的？他说很简单嘛，比别人努力三倍。我的想法是永远要比全世界最努力的人还要更努力。所以假设要超越他们的话，现在要努力几倍啊？四倍！
顾客买任何的产品，人为的因素占大部分，假如今天只是产品品质好，产品价格便宜，那全世界每一家公司的业绩应该都是一样的，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价格，让不同人来贩卖，他的业绩是不一样的。
所以顾客不只买产品，他更买你做事认真的态度。假如一个人真的很认真，很诚恳，他几乎可以签下任何的合约。
顾客能上门约见你，就成功了一半。
我以前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常看书，书上就写着你要成功的话，你一定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我从小到大，对几件事情特别感兴趣：第一个，我很喜欢车子，所以我觉得我以后会成为汽车推销员，跟乔吉拉德一样；第二个呢，我很喜欢讲话，我从小太喜欢讲话了，小时候老师把我的嘴巴用胶布贴一个叉，回去给陈妈妈看到之后才可以撕下来，就知道我有多么喜欢讲话了；第三，我很喜欢运动，所以我想到耐克鞋厂去帮它设计运动鞋。
后来我还是感觉我对车子特别热爱。所以我就去面试，当然我不敢打电话，因为我太害怕我的英文讲不好，——他听我的这个东方声音不太流利，可能在电话上就拒绝我。所以当天我就亲自到车行去面试，我选择一家车行，看车行的车子蛮多的，感觉到这里会很有发展的机会，我就进去了。总经理跟我见了面，开始面试。
总经理是老板的儿子，是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陈安之。”“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呀？”我就跟他讲了我伟大的抱负。我吹牛吹了一大堆，吹了牛之后，他就说：“好吧，我们看你是一个有为的年轻人，我们决定录用你。”
哇，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好的工作，这么高尚的工作，最向往的工作，竟然老板轻而易举，豪不犹豫地答应我。我说：“老板顺便问一下，你今天为什么录取我？”他说：“因为我们公司在报纸上登了三个月的分类广告，九十天之内你是唯一走进来面试的人”，他说，“我们不录取你录取谁呀？”我说“老板，谢谢你对我的赞赏和肯定。”
老板说：“你在两个星期没有卖出两台车子，那你就即将被开除。”
放松心情，无为而无不为。
因为我的业绩不太好，一个月卖不到两台车子。有一天我就有预感那一天老板要把我干掉，那天我就很高兴，因为怎么样，我今天就要跟老板说永别了。要再见了，要沙扬那拉了，要Goodbye了，……我那一天很快乐。
到了下午，突然来了两个黑人，两个女士，她说我们的这个车子不好看，又太贵了，那个二手车引擎又不好，讲了一堆，把我们的车批评得一无是处。我说：“这样好了，这两位女士，既然你不喜欢我们的车子，那你到底喜欢什么车子，我开我公司的示范车带你出去买你要的车子，只要你喜欢哪个车型的话，我坐下来帮你谈判，因为我知道它有多少的利润空间，这样好还是不好？”业务员做到这种程度了，不可思议。
先为顾客考虑，顾客才会为你考虑。
看完两个小时之后，那两个女士回来，她说：“我们决定跟你购买车子。”我说：“你们不是说我们车子不太好吗？”她说：“是的，你们的车子真的是不太好，但你的服务是不错的。”
当天我卖了一台车子，老板看到我说：“恭喜你，你以后会变乔吉拉德的。”
顾客往往购买的是推销员的服务态度。
当老板肯定你，又赚到别人的佣金，顾客这么欣赏你，你还好不好意思辞职呀？保留到第二天。礼拜六早上又继续了，精神好轻松，心情好愉快。突然早上九点半，来了一对夫妻带了个小孩，示范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这个太太决定跟我买车子。
她与经理正在谈和约的事情时，这个先生就跑过来了。他说：“今天我们原本是不可能跟你买车子的。”我说：“好，不可能？你看看你太太现在干什么？”他说：“是呀，我了解，我感觉我太太她这人太老实，现在汽车推销员都很奸诈，我怕我太太被骗了。”他说：“我们今天早上九点钟来就是要去比五家车行，哪家开价最低，我们就跟他购买。我们是9：30到你的车行，显然你是第一家，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跟你买。但是后来我太太为什么决定跟你买呢，她说因为她觉得你的服务态度是比较好的。她说，即使这个车行贵一点点，你赚取这个提成、这个佣金也是应该的。”
推销自己，比推销产品更重要。
到了第三天，礼拜天，真的要辞职了。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变乔吉拉德，你知道吗？这汽车行业非常好，但我发现我的个性可能不太适合。
第三天，突然来了个饭店的经理，叫伯纳。我说：“MAY I HELP YOU（我能为你服务吗）？”他说：“JUST LOOKING（随便看看）。”我说：“KEEP LOOKING，继续看，随便看”。
后来，伯纳走来走去之后呢，就问我：“请问你叫什么？”“我叫Steve啊”。“你为什么今天来这里工作啊？”我就跟他讲，我从五岁的时候就立志要成功，这是我伟大的计划的一部分。讲了一堆，讲到他感动，直到他说：“好吧，Steve ，我跟你买一台车子吧。”
我说：“"你不是JUST LOOKING（随便看看）吗，怎么成了JUST BUYING（随便买买）了呢？”他说：“我今天来，真的只是随便看看而已，可是我看你这么想成功。为了帮助你成功，我跟你买一台车子好啦。”
只有当顾客真正喜欢你，相信你之后，才会开始选择产品。
连续三天卖三台车子，可是我连车子都没有示范。可见，每一个全世界上最顶尖的推销员都知道，他所销售的产品，不是产品的本身，而是他自己，他自己就是产品。顾客在买产品之前，他一定先买这个营销代表，当他喜欢你，相信你之后，然后他才选择产品。
金宝启：输得起是一种锤炼
金宝启，42岁，在德国获MBA学位，在美国生活了3年。1996年回国后，在英国多米诺喷码公司任中国北方区总经理，1999年4月到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执行副总经理。
金宝启，精力旺盛，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被他的下属和朋友称作互联网业界“第一职业经理人”。他的谈吐应对充满自信、笃定。这也许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能把握自己的现在与未来的特质，成熟、稳重的背后是不断求新求变革的冒险精神。
回首自己的职场之路，金宝启说，很多人害怕失败，是因为要承担责任，有这种心理很难振奋精神，东山再起。这些年，他去了很多地方，换了很多工作，输得起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种气度，也是一种锤炼。
毕业后金宝启来到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没有从事技术性工作，而是做销售和管理。去德国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他一句德文也不会说，出了机场只能傻呆着，到商店买东西只好看包装纸上的图形。有朋友问他：“你就不怕？”
不怕失败促使他走那么多地方，每到一个新地方开始都很艰难。在离德赴美时，金宝启写了一首诗，发表在报纸上，表达他的决心，其中有两句：是水手就该出航，是男人就该迎着风浪。就是在这种豪迈心态的激励下，他跨过大西洋，又飘泊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度。
金宝启把他的状态比喻为爬山。当爬上一个山头的时候，体力还有，兴趣还有，还会不断地向前爬。每当走入低潮时，他都会跟自己说：“这是上帝在考验我，耐挫力使我走出低潮，不断进步。”
在国外7年，念书的日子非常苦、非常累。从一句德文也不会到短时间内迅速掌握德文，而且要用德文来攻读硕士学位，这令金宝启很是头痛。学习了一年德文后，他参加了PNBS语言考试，当时主持口试的德国教授问他：“你从中国来德国，能适应吗？你不认为风险很大吗？”金宝启回答，有压力才能进步，如果害怕风险，不能承受失败，永远不会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经过几番痛苦的抉择后，金宝启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放弃用德语攻读学位，而用英语来攻读MBA，在德国他转而开始备战托福，然后转入美国人办的学校攻读硕士，用49个月完成了MBA的学习。
去美国后，金宝启一直在小公司做事，对他的能力、眼界提高很大。美国人市场做得非常好，食品销售市场做到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价格，同样的管理模式。这种规模化管理降低了成本，实际上是综合资源的规模化使用，这对他的工作有很大启示。
3年后，他毅然回国，中国的空间很大，他相信回国会有更好的发展。
李东生：TCL成长精神 不能简单反“诸侯化”
企业发展到某个阶段，要更加强调发挥协同效应，企业内部资源共享，企业管理的“山头主义”会阻碍这种发展。我们也一直避免这种倾向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TCL的成长中，不能单纯负面地去看企业“诸侯化”现象。如果从正面角度看，支持TCL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家精神。
在经历“2005最困难的一年”之后，在3月阳光明媚的三亚亚龙湾，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偕同他的新婚妻子在“TCL高尔夫精英赛”赛场公开亮相，这是李东生颇为放松的时刻。“好多朋友都是两年没见了。”李东生说。这两年，他给外界的印象是“沉默的两年”。
初尝国际化胜果，手机公司走出艰难阶段、成立财务公司获批准、平板电视领域向上游顺利渗透，与广东的经济战略契合——在李东生眼里，“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务实低调，在商言商”，一直是李东生给外界的整体印象。两年来，“国际化”的命题给李东生和TCL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这些也在随着一个更加国际化的TCL而发生微妙的转变。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李东生在公关行业颇有经验的新婚妻子一直陪在身旁，并偶有提醒。
一个更加国际化的TCL本身也需要改变许多：从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到注意市场形象；从强化企业制度化建设，到打通更大的资本通道等，不一而足。李东生也正在摸索。
海外销售超过50%，这种结构不再变
《第一财经日报》：TCL在国际化上的表现非常显著，特别是海外市场?
TCL在海外各个区域市场的表现如何？
李东生：海外市场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海外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另一个是企业产品出口增长的情况，出口和海外销售不完全是一回事。
2005年TCL在海外的销售收入增长超过50％。海外销售占TCL总销售收入超过51％，这在TCL的发展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是在国内销售保持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去年TCL销售收入增长超过100亿元，这当中海外的增长要快一些，其中出口的增长达到41％左右，海外工厂也带动了零部件出口。
海外增长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去年两个国际化并购，由于这两个市场(欧洲和美国)比较大的增量使得我们海外市场的增量在原来比较大的基础上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并实现了跨越。
销售收入结构性变化标志着TCL发展进入一个重要阶段。在电子行业，成功的企业都是国际化企业，绝大部分企业的海外销售都要大于其在国内的销售。TCL 用了一年就达到这一目标。我相信，以后这种基本结构就不会再有变化了。如果有调整，也是海外销售比例继续稳定的增长，整个企业销售结构不会有大变化。
《第一财经日报》：基于这样的基本结构，TCL在市场战略和战术将会怎样改变，2月份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目的是什么？
李东生：从目前来看，我们国际化战略整个体系比较完整的是彩电和手机，这两块业务都是在香港上市的。
今年，集团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环节，提高速度，降低运营成本。除了手机和彩电这两个项目之外，集团直接管理相关的企业或事业部加起来不到20个。因此，不需要在中间保留本部这一经营层级，这也是企业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中总结出来的更有效率的管理架构。
另外，撤销事业本部对整个业务的运作影响、变动并不大。集团下属事业本部的机构本身就比较精简，取消之后，本部管理的职能就和集团管理的职能合并，另一部分的职能和管理职责授权到企业和事业部。这样，在集团两个上市公司以外的企业，就减少了一个管理层级，有利于提高效率，对国际化战略也有正面帮助。
手机和彩电两个国际化企业通过这样的调整后，管理经营的目标更加清晰，得到的授权也更加充分。这两个项目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正准备作一些调整，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能能够更加清晰地分开，在企业内部能够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管理系统，这对我们国际化能力的提高也会有直接帮助。例如， TTE现在就正在委托一个大的国际公司做全球新的ERP系统，这一系统会把原来TTE在国内的业务系统和原来海外汤姆逊的业务系统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真正能够有效支持全球运营的平台。不能简单反对“诸侯化”
《第一财经日报》：取消事业本部等系列调整，TCL给外界以更加“诸侯化”的印象，这是否和国际化需要的一种制度化、强势管理形成矛盾？
李东生：企业发展到某个阶段，要更加强调发挥协同效应，企业内部资源共享，但是企业管理的“山头主义”会阻碍这种发展。我们的企业文化也一直避免这种倾向。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TCL的成长中，不能单纯负面地去看企业“诸侯化”现象。如果从正面角度看，支持TCL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强调的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团队能够以一种企业主人翁的心态和精神去主动承担责任，去应对各方面的竞争和挑战。实际上，这是企业竞争力很重要的一点。
目前，中国企业和已经很成熟的大企业不一样，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在过往发展中，我们所做的，一个是捕捉发展机会，另一个是加强应对市尝产业环境变化的能力，企业应对变化的速度和效率一直是竞争力的基矗这些因素都是我们要保持的，而要保持这些因素，就要企业管理者更要具备企业家精神。
在建立和完善企业观念和文化方面，一定要掌握平衡。一方面，企业要建立规范的管理，需要依靠制度。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企业的岗位，都不应该因为人事的更替而产生太大影响，这是企业经营管理追求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中，尤其是中国企业在现阶段，还是要继续保持企业家精神，要主动承担责任，主动对市场机会进行捕捉、竞争环境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采取行动，要把企业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而不是一种雇用的观念。这种“企业家精神”具体说来就是，对那份工资负责、对董事会批准的经营计划负责。
TCL的企业结构决定了我们能够培养这种心态，因为我们的经营管理团队大部分人都是企业的股东，他们也应该很容易保持这种心态，这种心态要积极引导。当然，这种心态的负面效果就是，容易滋生以个人为中心的运作，比较容易形成“小圈子”，一种个人在管理上过度追求放权和自由度，不愿意接受监管，不习惯按规则办事的现象。
这些都要在企业文化上去克服，但不能简单地反对“诸侯文化”。什么都按照国外成熟大企业的规则来做，不现实。
财务公司申请了6年
《第一财经日报》：前一阵，TCL跟东亚银行成立财务公司，目的主要是什么？
李东生：和东亚银行成立财务公司是TCL多年努力的目标。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就非常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内部的财务资源，能够更好地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和手段来管理资源。
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财务结算中心来管理，但是财务结算中心在目前中国的相关财经金融体制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而财务公司是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的，他有很多可操作的金融工具和手段。
但是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对企业的财务公司的批准就控制得很严格。申请成立财务公司，我们实际上已经申请了6年，1998年就提出要成立财务公司，正式提出申请是在1999年,得到批准是2005年底。
这次东亚银行入股也是按照国家金融政策的要求，为了规范财务公司的管理，提高财务公司抗风险能力，银监会建议企业财务公司最好邀请有金融背景的投资者参与，因此，我们邀请了东亚银行。东亚银行和我们在业务上有很多合作，他比较看好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和东亚银行一商量，他们马上就同意了。后来手续也办得非常顺利。非常感谢银监会对我们的支持。
《第一财经日报》：参与深圳聚龙光电的项目，TCL投资了多少？
李东生：去年平板电视上升得特别快，无论是在欧洲市尝美国市场还是中国市场，这使得我们现在的彩电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挑战和机会。
我们都要考虑未来发展，如何在平板业务领域把握这个机会、加快自己发展，如何能够在平板业务中营造一种新的竞争力。鉴于此，作为彩电厂家，我们应该更积极地考虑在前端、平板器件上参与进去。
我们几个厂家组成聚龙项目公司的关注点，一个是参与到平板的产业当中，能够在技术开发方面对我们有帮助。很多彩电的技术可能在平板显示技术开发阶段、模组技术开发阶段就得融合进去。这个技术得做到模组去，甚至做到显示屏里去。
彩电企业的优势在于我们对市场的要求、对消费者的要求了解得很清楚，我们能够把这些信息有效地反馈在前端。如果能形成一种互动，技术开发会更快而且更适合消费者的需求。
另外，平板的供应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供应充足的时候，价格贬损就特别快；供应比较短缺的时候，价格稳定了，供应又变得短缺、紧张。所以你不能掌控那块资源的话，没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可能是资本的合作，也可能是一种战略的联盟——就很难有稳定的器件供应，也很难掌握价格变化，这对彩电厂的经营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有感于这两点，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更积极地参与到这个前端平板显示的关键器件的业务当中。
此外，关键器件还有另外一项就是芯片，平板另外一种形态需要一些非常有效的驱动和解码的芯片。这种芯片也是平板彩电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两方面，TCL继续在介入。
出售国际电工，投资者会认为TCL很理性
《第一财经日报》：前段时间你们把国际电工和智能楼宇这两个项目卖掉，然后把钱投入多媒体，感觉你是把赚钱的项目卖了，然后又增持了TTE和相关合资企业的股份，实际上是亏损的。投资者也有这样的看法，你在作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怎么样说服自己、说服投资者和说服当初的一些创业者的？
李东生：我们把国际电工业务出售，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产业重组。对TCL来讲，我们要根据当期阶段企业发展的情况，来考虑资源和配置。我们在以彩电为代表的多媒体电子、移动通信、电脑和家电产品上，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力。未来，这几个产品之间的技术、市尝客户都有比较好的互动性，结合起来可能能够派生出很多技术和产品，这些产业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而我们未来发展的这种企业需要投入，这种资源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收缩战线、集中资源，是大部分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采取的一种做法。
TCL经过10多年的高速成长，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收缩过，这次出售国际电工业务标志着我们开始认真地进行产业收缩和重组。从这个观点上来讲，投资者会认可，觉得TCL已经很理性，管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会考虑有进有退，有张有弛。
另外，从交易本身看，我认为是做得很成功。无论是资产的溢价还是盈利的市盈率都卖得非常好。这个产业盈利没有错，但这个产业每年的销售额是5亿多元，每年的盈利大概是5000万元，按整个TCL的经营比例，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我们卖出去的价格是16亿多元，收的是现金。就这个销售价格来讲，在中国企业国际并购重组中，已经是很成功的案例，就我所看到的交易案例当中，好像没有哪一个项目能卖到这么好的价格。
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第一财经日报》：请简单概括一个TCL目前的状态和对这个状态的评价，有什么发展的预期?
李东生：对于发展，我是不能预期的，这是法律不允许的。不该讲的我不讲。TCL在国际化重组中经历过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也同时经历移动通讯产业调整最困难的阶段。今年，在国际化经营和各种业务发展方面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和2005年相比，我认为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还要全力以赴地去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有信心，整个经营情况从2006年开始实现回升,从去年的低谷开始回升。
《第一财经日报》：国际化的整合开始上升？
李东生：包括国际化，包括刚才讲的移动通信。实际上，去年我们亏损很大，移动通信占了很重要的比例，比国际化给我的带来的亏损还要多。今年，这两项业务都会上升。
小背景
李东生，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1957年，出生于广东惠州1982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1985年，任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1993年初，担任TCL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1996年底，出任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企业文化方面，李东生喜欢讲“大道无术”。所谓“道”就是一个共同目标。大家围绕一个共同愿景和目标去努力，事情就变得很容易。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挖人、留人的方式上。
李东生也被称为家电业资本运营高手。
丁磊：我为什么能成为首富？
“人生是个积累的过程，你总会有摔倒，即使跌倒了，你也要懂得抓一把沙子在手里。” ——丁磊
美国《财富》杂志推出的2003年全球40岁以下40位富豪的排行榜，中国内地有6位榜上有名，网易创始人丁磊位居第14位。在今年的《福布斯》“中国百富榜”中，丁磊以持有网易公司58.5%的股份（当前市值约合人民币76亿元），位居“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名。但丁磊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据说，他一个月的生活开支很少超过4000元。
丁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让我们探寻他成功背后的故事，他的经历和经验，相信对很多人而言，都是一种借鉴和无形的力量。
敢于挑战的创业时代
大学毕业后，丁磊回到家乡，在宁波市电信局工作。电信局旱涝保收，待遇很不错，但丁磊觉得那两年工作非常地辛苦，同时也感到一种难尽其才的苦恼。1995年，他从电信局辞职，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去意已定，一心想出去闯一闯。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行为：“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
他选择了广州。后来，有朋友问他为什么去广州，不去北京和上海？他讲了一个笑话：广州人和上海人，其实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比较，如果广州人和上海人的口袋里各有一百块钱，然后去做生意，那上海人会用50块钱作家用，另外50块钱去开公司；而广东人会再向同学借100块钱去开公司。
初到广州，走在陌生的城市，面对如织的行人和车流，丁磊越发感到财富的重要性。最现实的是一日三餐总得花钱吧？也不可能睡在大街上成为盲流吧？那时，丁磊身上带的钱不多，他得省着花，因为他当初执意要打破“铁饭碗”，现在根本不容许自己混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还要靠父母接济。那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哪怕钱少一点，但总比漂泊着强。
不知道去多少公司面试过，不知道费过多少口舌，凭着自己的耐心和实力，丁磊终于在广州安定下来。1995年5月，他进入外企Sebyse工作。
最初的日子是艰难的，后来，一位熟知丁磊的女性朋友说，他后来精湛的“厨艺”和“古筝”弹奏，从某种程度说，就是那段日子“苦中作乐”的明证，也可以说是这种乐观和勤劳的性格，成就了今天的这位“首富”。
丁磊喜欢吃上海菜，但那时收入不高，不可能每天都能到馆子里去潇洒，而且很多广州做的上海菜都不是原汁原味，于是他亲自到市场去买菜，亲自下厨。平时工作很忙，他就利用周末时间，给自己做个“醉鸡”或者清蒸鲫鱼，算是犒劳自己。
在Sebyse广州分公司工作一年后，丁磊又一次萌发离开那里和别人一起创立一家与Internet相关的公司的念头。在当时他可以熟练地使用Internet，而且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上网用户。
离开Sybase也是丁磊的一个重要选择，因为当时他要去的是一家原先并不存在、小得可怜的公司。支撑他的唯一信心就是，他相信它将来对国内的 Internet会产生影响，他满怀着热情。当时，除了投资方外，公司的技术都是他在做。也许是在1996年他还只有技术背景，缺乏足够的商业经验，最后发现这家公司与他当初的许多想法发生了背离，他只能再次选择离开。
1997年5月，丁磊决定创办网易公司。此后，在中国IT业，丁磊成了足以浓墨重彩的一笔。出名后的丁磊对于金钱的要求，还保持着当初到广州时的艰苦作风。他说年轻人少花点钱，也许就少了一样诱惑，但老人不同，他现在琢磨的是怎么找个放心的人，教会父母花钱——因为他每次汇给家里的钱，父母都给他存着，他们认为孩子在外面挣钱不容易，攥着的话，还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排上用常到现在，老家的电话还是个无绳的，煲水的壶用了七八年还没换成热水器。
网易移居北京后，在公司队伍建设方面有了很大改进。没有很多股东在背后指手画脚，也不存在历史积淀或创业者本身带来的消极因素，公司发展很快。在公司经理层会议上，CEO丁磊经常受到批评，说他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对，他总是能谦虚的接受，“有人批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一举成名的财富时代
2001年初的丁磊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把网易卖掉，但没人敢买。到了9月，想卖也卖不掉了，网易因涉嫌财务欺诈，停牌长达4个月。
丁磊下定决心将网易的三大业务重点锁定为在线广告、无线互联和在线娱乐。由此可见，网络游戏在丁磊的战略规划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自从2001年底推出《大话西游》以来，网易已经从网络游戏领域的“小人物”变成该领域的巨头之一。事实证明，尽管网络游戏市场竞争激烈，网易的投入还是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网易成功了，2002年是中国短信“爆炸”的一年，而在遍布中国的网吧里，年轻人正尖叫着大把花钱。2002年8月后，这家公司变成暴利企业。随后是网易股价连续暴涨，当年逃离网易的老员工现在动辄唉声叹气。
现在看来，停牌事件是网易业务的转折点。2002年1月1日凌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称，纳斯达克计划于2002年1月2日上午10点恢复网易公司的股票交易。悬空多时的“网易事件”突然峰回路转，网易历经财务风波安然无恙。
经历了如此变故的网易现在对于财务问题更加谨慎。财富的聚集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相对来说，互联网与其他的新经济企业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所创办的企业的运营环境无论是从其内部的管理机制来看，还是外部的市场环境来看，都要比中国多数的传统行业更为规范。更关键的是，这些人的财富来的极端透明、清楚，谁都能看得见，说得明白。当网易在近3个月内从不到10美元一路撑杆跳到36美元的时候，谁都能看得见丁磊那张笑脸，也就是说，财富暴长的过程就发生在每个人的眼皮底下。
丁磊的个人财富在与网易股价一起飙升，丁磊的纸面财富也跃上了50亿人民币的台阶。他的创富速度在中国史无前例，网易刚满6岁，而他自己也还不过32岁。
许多人都还记得，1999年初，当时的网易已经创立两年有余，正在向门户网站迈进，与新浪、搜狐相比还是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小网站。那时丁磊奔走于京粤之间，为互联网、为网易摇旗呐喊，俨然一个互联网旗手。那时，《互联网周刊》还收到了一篇题为《我和网易》的投稿，作者丁磊细心的附上了标准照和详细的个人档案，如今，想采访丁磊绝对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时过境迁。丁磊已厌倦拿股价去计算财富，“我又不能一股脑儿把股票都卖掉，首富头衔毫无意义”。
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某电视台的几个记者去网易采访，想找一间靠窗有阳光的办公室架机位，网易的接待人员就推荐了丁磊的办公室。扛着机器的摄像师说，好呀，顺便可以参观一下中国互联网行业最豪华的办公室了。但故事的结局使摄像师大跌眼镜：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空间，和所有员工一样的桌椅，一些唱片，一台普通的桌面音响。如此而已。
一位熟悉丁磊的人说，丁磊不善于理财。更有意思的是，丁磊有时会向一起出去的人借钱，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身上装钱的概念。自从福布斯和胡润的两张富豪榜都把丁磊评为“中国大陆首富”，丁磊恨不得所有人都忘记丁磊的存在。
怀抱理想，不言放弃
一个人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除勤奋外，就是要积极进取和创新。从创业到现在，丁磊每天都在关心新的技术，密切跟踪Internet新的发展，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其中有10个小时是在网上，他的邮箱有数十个，每天都要收到上百封电子邮件。
他认为，虽然每个人的天赋有差别，但作为一个年轻人首先要有理想和目标。尤其是年轻人，无论工作单位怎么变动，重要的是要怀抱理想，而且决不放弃努力。
丁磊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四五岁的时候，也很淘气，但不是像别的孩子一样整天在外面调皮捣蛋，而是喜欢呆在家里摆弄他的小玩意：一些电子管件、半导体之类的东西——丁磊的父亲是宁波一个科研机构的工程师，后来丁磊迷上无线电，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初一的时候，他组装了自己的第一台六管收音机，在当时，那是一种最复杂的收音机，能接受中波、短波和调频广播，这项发明，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都说丁家出了个“神童”，长大以后一定是当科学家的料子。
丁磊现在没有成为科学家，他成了富有的企业家。但他本人还是在技术方面动脑筋，他所在这方面有一点聪明之处，但如果没有积极进取，没有在技术方面不停地摸索，也不会有熟能生巧的本领和一些创新。
丁磊的大学时期，用传统眼光看，他并不是一个好学生。除了第一个学期他每天按时作息之外，其他三年多时间，第一节课他是从来不去上的，因为他很困惑，难道书本上的知识一定要老师教才会吗？同时，他觉得眼睛还没睁开就去听课效率一定不好。
丁磊说，大学四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思考。而思考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任何人都无法强灌输进去的。
因为没有听第一堂课，又不得不做作业，所以他会很努力的去看老师上一堂讲的东西，会很努力的去想老师想传达什么样的消息。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快掌握了一种重要的技巧，那就是思考的技巧。
后来在接触到Internet的时候，他才知道这种技巧对他是多么的重要，因为Internet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一本书很系统的告诉你Internet的整个结构，里面的软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走这样一条路，丁磊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困难。丁磊最苦的日子是2001年9月4日。这一天，网易终因误报2000年收入，违反美国证券法而涉嫌财务欺诈，被纳斯达克股市宣布从即时起暂停交易。随后又出现人事震荡。丁磊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也曾心灰意冷过，但家人的鼓励起了很大的作用。父亲说：人生哪能不遇到挫折，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大不了从头再来，你还年轻，有点失败的经验未必是坏事。苦难终于没有把他压倒，直到2003年6月6日，网易再创历史新高：每股34.90美元。
从垃圾股到今日的中国概念“明星”，网易的转变让人觉得像个神话。对此，丁磊说：“我已经32岁了，从意气风发的时期到了成熟思考的阶段。因此我的心情不会随股价的涨跌而变化，特别是我个人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少影响到我的未来生活、工作及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对于有网站评选“金牌王老五”把他名列第三，他则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