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我与乔冠华》的内情的详细介绍
《我与乔冠华》的内情 2005-09-01
章含之本属于靠“特殊身份”（不排除还有特殊手段）在文革中迅速窜红的那类爆发户。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物在文革后大多都隐声匿迹，不愿当众提起当年那些糗事。例如曾是章氏的“朋友”兼“敌人”的王海容，就始终拒绝采访和写回忆录。而出身和职务都不如王海容的章含之却偏偏不甘寂寞，近年来不断写书和文章，并在电视上频频露脸，洋洋自得地张扬当年那些“光辉经历”。既然本人都对那些往事引以为荣，我等也就没有必要避讳，就以她自己写的《我与乔冠华》
（北京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回顾一下她在外交部“神秘而又辉煌”的历程吧。
章在该文里借对章士钊说的话自我吹嘘，说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奋斗取得的。然而下面一段话却露出了马脚：
“1970年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给我任务要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引自《我与乔冠华》）就这样，一个针织厂的工人，摇身
一变成了中国的“女外交家”。这就是章含之所谓的“奋斗成功”！
毛为何对章如此关怀备至呢？原来1963年，毛七十寿辰，章士钊带章含之去赴毛的家宴，马上被毛看中，要其每周到毛的住处“教授英语”。要说章含之确有过人之处，全国那么多英语泰斗，哪个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偏偏毛一个也看不上，而仅短短一个家宴，也无经过“业务考核”、“政治审查”，这个20多岁的女人就稳稳当上了当今圣上的“老师”！真真是“说破英雄惊杀人！”既然是“英雄”，必有不同凡响之处。章写道：“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靠通天出名，不提也罢！）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不是唐闻生）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引自《我与乔冠华》）小唐奋斗了20多年，反给刚进外交部不到3年的人当了下级。不到三年，从科员升到了副司长，这就是章含之所谓自己奋斗开创事业的“英雄业绩”。章的“奋斗成功”，地球人都能看得出这里面的奥秘。毛泽东对章的关心可以从文革初期毛泽东让秘书给章打的电话中窥知一二：“主席说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你‘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有空再见你。”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毛对章的关心真可称得上是无微不至。在一次公开场合上，“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奇怪，怕人知道，偏偏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章含之）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楞楞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
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引自《我与乔冠华》）最高指示，当然要坚决落实。章与前夫洪君彦奉旨离婚了（参见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在办理离婚期间，章含之随乔冠华率领的出国代表团一起出国。一天晚上，众人在乔冠华住处消遣完后，告别离去，“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乔冠华）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京，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引自《我与乔冠华》）后面的事情，章含之没有写，但章含之承认，自从那晚之后，章、乔的关系有了飞跃的发展。
有了乔这层关系，章的离婚更是非办不可了。当离婚手续办妥之后的“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章含之）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箱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引自《我与乔冠华》）深更半夜急如星火般地专程派人为离婚送苹果，足可显示毛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离婚后，章与乔的恋人关系也公开了。“然而，我（章含之）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朗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引自《我与乔冠
华》）章含之在此处这样写，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草民不敢妄猜。姑妄听之吧。
毛既有旨意，章也就不敢任意擅为。“就在我（章含之）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8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樱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悼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舌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引自《我与乔冠华》）
这段文字存在着多处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1、乔冠华作为外交部长竟然会不知道属下参加毛的外交会见？有这么失职的外交部长吗？2、即使当时不知道，问值班室时也肯定告诉他了，何至于为属下的正常工作借酒浇愁？3、如此有纪念意义的事件，章含之怎么连接见的哪国元首都写不出来，难道会忘记了？4、外交部值班室都接不通大会堂的电话？这叫什么外交部？5、根据章的文章，每次毛的接见都是如此，那次接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妇，忙到第二天黎明。偏偏这次乔冠华就受不了了？5、一次正常的工作怎么能使外交部长恐慌到恳求章“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短短一段文字有着这么多的不合逻辑之处，只能说章含之在这里撒谎、诽谤了。她为什么要撒谎、诽谤？去问章含之好了，在下不敢乱猜，免担诽谤的罪名。章确定要跟定乔之后，忐忑不安地写道：“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章对未来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此后不久，章士钊在香港去世，章含之去香港奔丧。在北京机场上“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就编造的更离奇了，连谁犯错误都可以预定吗？对于可能要出的事，就要事先表态划清界限？我辈不清楚内情，实在是被章“老师”搞得晕头转向。
当时章对这种“暗示”不置可否。结果“（回北京后，通天朋友说）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晚上，冠华和老仲一起来看我。他们，尤其是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冠华说为了不把我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我，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什么关系？），我只要不受他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引自《我与乔冠华》）章含之不为所动，仍坚定地与乔保持恋人关系。“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活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
知所指。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引自《我与乔冠华》）真乃神州大地，无奇不有。
章、乔恋遭到乔冠华子女的强烈反对，闹的乔家昏天黑地，最后，乔的子女不得不离家而去。对此，章说：“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一直到9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场畅几乎传遍京城。”（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章含之暗示，乔的子女是为经济利益而反对章、乔恋的。但她忘了，乔的子女为反对章乔结合而离家出走，恰恰是放弃了一切经济利益。而把家搬空的说法更是欲加之罪，当时那种公有住房、公有家具的外交部宿舍里，能有多少东东可搬？章含之不会暗示乔冠华是个家藏万贯的大贪官吧。因此，乔的子女如此强烈地反对章乔结合，决不会是经济原因，肯定另有内情。只是章含之羞于出口罢了。
1973年秋天周恩来被毛抓住那次外交事件，在中央内部开始批周，并要周要作深刻检查。周当时求助于乔冠华帮忙写情况说明，乔没有答应。章含之也卷了进去，对此她无力地辩解道：“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那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她还算老实，没敢说自己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却滑头地用了一个含糊不清地选择句。但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己的心虚。
导致章乔最终垮台的是1975年与王海容、唐闻生这两个前战友的争斗。章写道：“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引自《我与乔冠华》）此处章不小心又说露了嘴，原来她（他）们在1973年是“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至于“借刀杀人”一说则是章含之自不量力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王、唐整批乔冠华时，章含之还以为自己有着“特殊身份”：“情绪激愤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引自《我与乔冠华》）然后她真的“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引自《我与乔冠华》）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毛就发话下来，她这是“借刀杀人”，“借中央之手杀王、唐！”至此章含之才明白，自己的“特殊身份”已经一钱不值了。
今天又看到章含之在电视上喋喋不休地唠叨，哄得那个年轻女主持不断地点头称是。实在是忍不住，就写了上面这些，希望类似那个女主持的年轻人们能够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