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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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发信站: 浙江大学海纳百川站 (Thu Aug 15 18:03:44 2002), 转信
日前，三位中国著名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联合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上发表长篇文章《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文章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作者认为，尽管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决策者应当是“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我们宁可把困难与挑战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应对预案与对策准备得严重一点，才能避免被动，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决策者们仍然过低地估计各种国内的挑战（这里还不包括台湾与国际挑战），又过高估计处理各种社会危机的能力。
文章说，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着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延解决，甚至对上“封锁消息”，将最终“一触即发”。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的话，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么时候爆发，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
在目前重大社会问题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在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欺上（指欺骗中央领导人）瞒下（指对社会公众隐瞒）”十分盛行，从电视上所看的是“一派歌舞升平”，极大地掩盖了经济繁荣下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
中国存在4个方面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而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连续3年位居榜首。党内中高级党政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文章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4个方面：
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
第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个百分点）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4000亿元；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
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
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据此，文章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存在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
第一、我国经济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同时，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
第二、中央政府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分子力度最大的同时，全社会的各类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同时，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
第四、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社会变得愈来愈不公正；
第五、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空前增长的同时，人们的不安全感（人类不安全）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
因此，文章认为，只要人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不满意，当人类不安全问题不能解决，当人们不能通过参与和正常渠道表达来解决时，就会采用其它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温度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矗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矗
在过去20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判断之上：
1、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一般说来，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不满意。
2、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十分满意的人，往往倾向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认为社会形势不稳定。
3、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
4、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对形势作出不稳定的主观判断，并倾向选择激烈方式表达不满，势必造成社会形势难以稳定。反之则反。
文章认为，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它受人们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客观社会稳定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调查结果：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和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资料提供了详细的、比较权威的重要信息。文章在上述资料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试图寻找影响人们主观看法的原因，了解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人群和重要因素。
1、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比例明显增加
根据有关调查，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万人之间。
2、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
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下岗职工是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人群，而在岗人员收入水平增加的比例较高。下岗职工是城镇人口中的主要“输家”。
下岗失业人员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低收入群体还包括很多在岗就业的人。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
作者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为200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元（2000年为58元）。这还不包括大量在岗职工和民工拖欠工资和报酬（约有1400－1500万人），大量退休离休人员拖欠养老金。
以上微观抽样调查与宏观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3、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4、不满者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或比较稳定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是主观的，与客观形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当被问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它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好征兆。
对生活状况不满者很容易成为对党和政府及其政策的不满者。如果现实生活中，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护，或者受损的利益（如下岗和失业）不能得到必要的补偿，就会对领导人的公开的“政治承诺”产生怀疑，进而产生政治不满。
需要指出的是，对生活状况不满者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是人民内部的弱势群体。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在宏观经济稳定、GDP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着增加。
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公平增长”。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则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
作者认为，不能简单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文章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附一：
《战略与管理》杂志附属于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成立于1989年秋天，属民间机构。关注国家中长期战略和学界思想状况，并负责几个公司的商业事务。
附二：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他于一九八二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一九八四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一九九零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一九七二年至七七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他已出版六本专著，即：
《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
《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左脑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他还与胡鞍钢等人合著了八本著作，即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致良出版社，1995)
《江泽民面临的挑战》(明镜出版社，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M.E.Sharpe, 1999)
《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计划出版社，1999)
《政府与市撤(计划出版社, 2000)
The Chinese Economy in Crisis: State Capacity and Tax Reform (M.E.Sharpe, 2001)
《全球化的挑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此外，他还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
胡鞍钢 ：
教授,博导,现任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美国Murray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作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作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作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教授。
从1985年起，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他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出胡鞍钢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其编辑出版的《中国国情分析报告》专供省部级领导参阅,迄今已发行300多期。
胡鞍钢教授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
胡鞍钢教授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截止到2001年10月为止，他已正式出版中国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34部，其中个人专著7部，作为第一作者的合著15部；在海外出版中文版8部、英文版6部；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百余篇;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摘发的国情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近25份。其代表作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中国发展前景》等。
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教授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丁元竹：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现任主任丁元竹研究员。该中心主要从事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与治理理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策与体制理论、第三部门与志愿组织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