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人物传嘛？
“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正史”，所提供的历朝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史实之繁富，治国经验教训之丰富，可以说古代史书无出其右者。毛泽东很重视阅读“二十四史”，其重要部分读得很细、很熟。他读此书，与史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更强调总结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和兴衰之由。毛泽东留下了阅读“二十四史”的大量批语，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毛泽东喜读“二十四史”。据曾经给毛泽东选读“二十四史”及《昭明文逊等文史书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说，“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毛泽东起码读了三遍以上，有的书皮都磨破了。
1942年，毛泽东曾在延安窑洞家中与徐复观叙谈。徐复观问毛泽东如何读史，毛答：“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留心兴亡之际”，这也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基本方法和侧重点。
对“二十四史”中的很多人物，毛泽东都作出了或褒或贬的评价。并通过这些评价，总结历史上一些朝代的治国经验，和一些朝代的败亡教训，以作为管理国家的参考，并借以教育广大干部。现依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及“二十四史”有关部分、《资治通鉴》等书籍，简要介绍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中三篇人物传的情况如下。
汉章帝容许争论
东汉肃宗孝章皇帝刘炟（公元58～88）
毛泽东读《后汉书·袁安传》，对书中记述东汉章帝时一次朝廷争论的一段话作了言简意赅的评点。
《后汉书·袁安传》写到，汉章帝时，朝廷就北匈奴问题展开了一次激烈争辩。早在公元48年，东汉光武帝时，匈奴就分裂为北匈奴、南匈奴两部，北匈奴留居漠北，南匈奴南下依附汉朝。章帝元和二年（85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朝廷既已跟北匈奴和亲，而南匈奴仍前往北匈奴抄掠，北匈奴单于说汉朝欺负他们，以此为藉口意欲侵犯汉朝边境。臣以为应当归还南匈奴掠得的北匈奴人口，以安抚北匈奴。”章帝下令召集大臣们在朝堂议论此事。
公卿们众口一词说：“北匈奴奸诈，欲壑难填。如果归还南匈奴夺得的北匈奴人口，北匈奴就会更加狂妄，故不能同意孟云的上书。”身居太仆高位、掌管宫廷车马和全国马政的袁安，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采纳孟云的意见，将南匈奴掠夺来的北匈奴人口悉数归还北匈奴，以示汉朝守信。他说：“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
司徒桓虞觉得袁安说的有理，遂转而附和袁安的意见。这让太尉郑弘和担任司空的第五伦非常不快，都认为桓虞不坚定，背叛了他们。郑弘甚至给桓虞扣上政治大帽子，说“凡是主张归还北匈奴人口的人，都对朝廷不忠”。桓虞对郑弘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给予了驳斥。
有关官员将朝堂争执的情况及时报告了章帝。袁安等人摸不清皇上是什么态度，深恐皇上怪罪他们，立即上交印绶，以示谢罪。
章帝下令说：“事以议从，策由众定，訚訚衎衎，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就是说，朝廷的事情通过讨论决定，朝廷的方策由百官决定。中正和悦，这才符合礼制的法则。而鸦雀无声，大家都把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对朝廷来说并非好事。章帝采纳了袁安等人的意见，还说他们没有过错，不用谢罪。
毛泽东阅读《袁安传》至这一段，批了四个字：“可以争论。”
这是对汉章帝容许大臣们在朝堂就国家大事展开争论的明智做法的肯定。朝堂争论有益于朝政。汉章帝通过朝堂争论，正确处理了归还被掠的北匈奴人口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据史书记载，汉章帝颇有“开明君主”的风范。西晋华峤说：“明帝察察，章帝长者。”汉明帝对人苛刻，汉章帝为人宽厚，东汉的这两位皇帝作风大不相同。《后汉书》给汉章帝下了这样的评语：“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他能听取臣下的各种意见，作出较为正确的选择。他下令废除明帝以来的多种苛政，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有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局面的出现，得到了后代史家的好评。
梁武帝“专听生奸”
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皇帝
毛泽东读《南史·贺瑒传》附《贺琛传》,对南朝梁武帝萧衍有两段发人深省的评论。
梁武帝本是南齐雍州刺史，乘南齐内乱夺得帝位。他在位48年，想做一番事业，然而不但国家没有治理好，还把自己的性命丢了。公元549年，叛将侯景以10万兵力攻破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宫城后，将梁武帝囚禁于净居殿，不给饮食。这位皇帝饥饿、忧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荷荷”是象声词，为怨恨之声。时年86岁的梁武帝，要吃一口蜂蜜而不可得，喊了两声“荷荷”，含恨而死。
梁武帝在位时，有一位名叫贺琛的大臣曾上书梁武帝。当时武帝年事已高，百官“缘饰奸谄，深害时政”，奸邪小人纷纷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官场风气败坏。贺琛上书谈四件事情：一是人民不能安居，此乃有关官员之过；二是现今天下官员，罕有清廉，乃由风俗侈靡造成；三是小人“诡竞求进”，用不正当手段向上爬；四是目前天下没有战事，而国库空虚。意见提得很尖锐。
意见书送上去以后，武帝看了大怒，立即召来负责记录的官员，口授斥责贺琛的敕命，对贺琛所提意见逐条予以批驳。
针对贺琛的第二条意见，梁武帝说：你提出应当倡导节俭，这很好嘛。孔夫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不是这样做的嘛？“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
梁武帝把自己如何勤苦，如何操劳，如何节俭，说得非常具体，甚至提到了他的私生活。他说，自己已经30年不过夫妻生活。居住的地方很狭小，陈设简朴。生来不饮酒，不喜音乐。三更就开始处理政事。如事情少，中午处理完；事情多，太阳偏西才能吃饭。一般一天只吃一顿，生病的时候，也有一天吃两顿的。他还说，他的腰围以前有“十围”（两手合拱的长度为一围），因为劳瘁，现今瘦得只有两尺多。他怕人不信，所以特别说明，以前用的腰带还在，可以证明他的话句句属实。梁武帝向人们表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为了救众生于苦难。
毛泽东对梁武帝的这段话，下了这样的批语：“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予智自（予）雄”是妄自尊大的意思。毛泽东认为梁武帝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君主，让小人钻了空子，贤能的辅佐大臣都离他而去，他的败亡一点也不奇怪，是势所必然。
针对贺琛的第三条意见，梁武帝说，你指出小人用不正当手段向上爬，那也不能不让他们奏事，不能因噎废食。古人说：“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你倒说说看，要怎样办才好呢？将你的意见写出报来。
毛泽东就梁武帝的这段话批道：“‘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专听”即偏听，“独任”即偏信（信用）。毛泽东认为梁武帝治国，犯的大错之一即是“专听”“独任”，以致“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国家出现内乱。
侯景攻破建康宫城之日，梁武帝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死到临头，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败亡的原因。《南史》对梁武帝有如下一段评论：武帝留心祭祀，忘情征战，沉溺佛教，法纪松弛，悖逆萌生，祸患将临而不知警惕，最终导致败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就是说，自古开国之君不少，有的举措失当，以致后继者丢失政权。从来没有天下由自己而得、由自己而失这样的事。梁武帝给后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南史》的这段评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的以上两段批语。
唐玄宗能容韩休
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李隆基（685年～762年）
毛泽东还就《新唐书·韩休传》写下批语。
韩休是唐玄宗时大臣，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任宰相。《新唐书》称他“直方不求进趋”，是一个公正大方，不会钻营的人。他被提拔为宰相有点戏剧性。宰相裴光庭死后，唐玄宗命宰相萧嵩推荐接替裴光庭的人，萧嵩将韩休的道德、品行赞扬了一番，于是韩休被提升为宰相。萧嵩原以为韩休是一个“柔易”（柔和平易）之人，所以举荐他。哪知韩休当上宰相以后，连“恩人”萧嵩的不恰当意见也敢顶，萧嵩便老大不高兴，后悔他对韩休看走了眼。
韩休对唐玄宗也敢提出不同意见。担任万年尉的李美玉犯了罪，唐玄宗要将他流放岭南。韩休说：“李美玉是一个小官，犯的又不是大罪。现在朝廷有大奸，请先惩办大奸。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就是这样的大奸，他恃恩而贪，宅第车马超过规定的标准。臣请先处理程伯献，后处理李美玉。”玄宗不许，而韩休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连玄宗都无法使他放弃自己的想法。韩休说：“朝廷不能容忍犯了小罪的人，却将巨奸放过一边，陛下如不罢免程伯献，臣是不敢奉命处理李美玉的。”韩休说话、做事，一向如此“坚正”。
韩休严肃、耿直，时政得失，他知无不言，言无不荆唐玄宗常在皇家苑囿打猎，每次打猎，必定要奏乐。而每当乐队的规模超过了标准，玄宗必定问身边的人：“韩休是否知道？”玄宗的话才说出，韩休劝告玄宗的奏疏就送到了。玄宗曾经拿过镜子照脸，看到了自己闷闷不乐的样子。身边的人巴结他说：“自从韩休入朝，陛下就没有一天愉快。陛下何必老是让自己忧愁，而不把韩休赶走呢？”玄宗说：“我虽瘦，天下肥了。萧嵩每次奏事，都要顺着我的旨意，我退而思天下，不能安睡。韩休论述治国之道，刚直敢言，我退而思天下，睡必安。我用韩休，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埃”
对《韩休传》的这段记述，毛泽东写下了六个字的批语：“玄宗能容韩休。”可谓画龙点睛。
《韩诗外传》说：“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任用韩休这样的直言敢谏之士，有益于国家；任用萧嵩这样顺着皇帝讲话的人，有害于国家。
韩休任宰相是在开元年间，那时唐玄宗还是一位清醒的、很有作为的皇帝，整个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处于兴盛时期。《新唐书》对前期的唐玄宗评论道：“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几致太平”，是接近太平盛世的意思。这段话说得并不过分。这个时候的唐玄宗，还能够听得进韩休的逆耳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