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人物简介介绍
林彪说：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张郎郎
◆女犯、夜半歌声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叮叮格儿，咙格儿咙；叮叮格儿，咙格儿咙。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还认识……。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剧作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张春桥和江青。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谣言”？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的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记念爸爸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伸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谈，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北京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消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我们自然的谈到当时在看守所里关了哪些人，都见了谁。我告诉他，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副官”，当初给咱们这些未决犯计划每天粮食的定量，就是他干的，冯基平划勾的，这回跟咱们一块挨饿，古话应验了，这就叫“作法自毙”。当时我问这干部：是不是定量太少了。他苦笑着说：那时哪会想到呢？觉得未决犯反正不干活，八两粮食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么难熬。
我又问他：那个在走廊里老喊“革命的同志们啊！”的那个人，准是和你一样，也是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吧？他默默的点点头。
我看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就又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我和夏书林也都这么想。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本来那唱歌的女士住在我们楼下，她轻声的夜半歌声，都字字入我耳。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有一度在青艺工作，他那时也喜欢演戏，还演过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中的那个“蓝眼睛的白军军官”，所以青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就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刚会走路就出台演戏，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
五零年，姐姐在育才小学，还没毕业就跑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要求参加刚刚开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当时，廖承志是团中央书记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所以常来青艺和大家见面聊天。姐姐和青艺的领导吴雪、任虹、雷平等早就很熟，一直是叔叔、阿姨地叫。他们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徵求家长的意见。看爸爸拿姐姐也没办法，姐姐顺理成章地就成了这里的小演员。当时我家离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也跟着叔叔、阿姨的叫。我见过孙维世很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你想想延安来的土八路在北京上演一出苏联老大哥的洋戏，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又由她的新婚丈夫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还由金山的前妻张瑞芳（后来演电影《母亲》、《聂耳》、《李双双》而名声大噪）扮演女主角冬尼娅。这天没有卖票，请来许多高官名流和文艺界的各路人马。我爸爸、妈妈也都来了，我和姐姐缩在前排靠边的一个位置上。
灯光慢慢暗下来，一下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音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夥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过去我们看海默写的话剧《粮食》那唯一的布景，就是放在地上的一个大木头箱子。汉奸四和尚就藏在箱子里，伪军队长李狗剩和八路军的队长坐在箱子上斗嘴，四和尚在柜子里百爪挠心，我们看得乐不可支……。
就连当时解放区的重头大戏《白毛女》，我们觉得布景就相当复杂了，但和这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有人小声议论：孙维世现在真够大度的，也不在乎舞台上的保尔和冬尼娅已经进入热恋状况啦。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记录，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地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他们意思意思就行了，别太刺大夥了。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而任意自由翱翔。
我看完这个戏完全被迷住了，回家睡到被窝里，手里还拿着那张说明书，还在看那个演员名单，不断地唱那个孙维世填词的主题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曲子也是孙维世写的，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一首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涅伯汹涌澎湃》，孙维世借用来当这个戏的主题曲。
◆上海剧团、蓝苹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州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一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金山本人扮演过《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轰动全国，是当时第一部中国恐怖片，广告上说：已经吓死了一个女郎，怕死的不要来看。越这么说观众更疯狂地要来看。
主题歌《热血》一时唱遍大江南北：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
已燃遍整个欧州。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出我们的热血。
甚至我们的头颅！
金山的太太王莹是著名女作家，又是当时文化修养最高，处事为人最得体的电影演员。还有刚刚窜红的赵丹和蓝苹。蓝苹因在剧团里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就无理取闹；同时她一会和赵丹的把兄弟影评家唐讷恋爱、结婚，一会又甩掉唐讷，唐讷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里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蓝苹寂寞的时候，找小李琳聊天，没想到小李琳也应付了两句，就借故离开。这大明星可动了肝火：连这小孩子居然也敢冷落我。
后来有人说：江青有“记仇特异功能”。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她的记性实在好。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一来，也没熟人介绍，二来，嫌他们年纪太小，被拒绝了。孙维世不肯走，就站在门口哭。正好周恩来从外边回来，周恩来问明情况就说：
“你年纪也太小了，回去问问你爸爸同不同意？”
“我爸爸被国民党枪毙了。”孙维世说。
周恩来忙问：你爸爸是谁？“孙炳文。”周恩来一听愣了，说：“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周爸爸啊！”
孙维世一下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失声……。他们兄妹二人就这样被批准到了延安。
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十六岁，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延安抗日青年男女比例是十几比一。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她俩在延安成了最亮丽的两朵花。
◆延安“大小姐”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由于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叫江青的绰号：“二姨太太”，叫孙维世的绰号：“大小姐”。
当时抗大校长林彪就非常喜欢孙维世，只是她年纪太小，她只是觉得这是长者的关怀。而且，她心中只有“周爸爸”一个人的身影。
孙维世一休息就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至于他们“父女”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就难以考证了。中国从来没有那种“独立检察官”。
这类事情属于隐私范围，除非“小超妈妈”非得对簿公堂不可，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
当时在延安，“革命”就意味着破坏旧制度，和旧习俗彻底决裂。所以在男女交往方面空前地开放。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对延安流行的“杯水主义”大为感慨，中国妇女性观念解放的速度使她震惊。
邓颖超主动提出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最好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儿认了这门乾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三八年，孙维世入党。很自然地作为周的女儿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朱德为让兄弟在天之灵安心，把孙泱调来做自己的秘书。连毛泽东都很喜欢孙维世，似乎也当成自己的女儿。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莫斯科、林彪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孙维世转头上马，去找毛泽东。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等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又能好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中共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大捷”指挥员是林彪，他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给大家做报告。
林彪一来就坐在孙维世旁边，他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战斗故事，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后来大家再请，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一定得派孙维世去。
林彪的太太张梅是陕北米脂县人，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林彪当时娶了个当地的美人，应该很满意了。可是到莫斯科，张梅和孙维世一比就土得掉渣。张梅虽然文化不高，也相当忍让，一看林彪不高兴就打电话请孙维世来玩，孙维世一来，林彪什么毛病都好了。
据说有一天，孙维世来看林彪，张梅去看她自己的朋友了。林彪请孙维世吃了饭，然后两人就出去散步。在白桦树林里，林彪向她诉说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两个人悬殊太大，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向孙表白心迹，说：对你来说是件大事，你不必急于回答。
孙维世一直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拒绝。一九四二年林彪归国的前夕，郑重地向孙维世求婚，希望一起回国，共同奋斗。
孙维世说：是毛主席、周恩来送我来上学的，我还得在这里学四年，现在半途而废算怎么回事，现在我不想别的，就想继续学习。
林彪说：好吧，我先回去了，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学成归国。同时回来的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和林伯渠的女儿林莉，到了哈尔滨，孙维世自然住在南岗的李立三家。她听说林彪就住在不远的地方，第二天，就跑去看林彪。
可以说林彪遵守了诺言，回到延安就跟张梅离婚了；也可以说他并没有遵守诺言，他一九四三年就娶了大学生叶群，并且有了两个孩子。
孙维世这时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当初她也没有给过他确切的允诺，现在只是来看看老朋友而已。林彪执意要设宴给她接风。
李莎、林莉都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家宴。当时林彪是中共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这个宴会比当时党中央宴会的规格不知高了多少倍。三个从莫斯科回来的活泼、开朗女郎谈笑风生，叶群当时身体不太好，就黄着个小脸静静坐在一旁。对比如此鲜明，沉静的林彪又心情不好了。叶群讨好的挟了一块鹿肉放在林彪碗里，林彪吼了一声：“我又不是没手。”叶群说不出的委屈。
可她也不是傻子，什么都明白了。三朵花走了以后林彪接着大发脾气，叶群说了句暗示林依然喜欢孙的话，林彪就大发雷霆，拍桌子、摔板凳。
孙维世离开哈尔滨去河北看周爸爸、小超妈妈。叶群越想越气，就用李莎的名义给孙维世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们家不欢迎你，你不能再回哈尔滨。孙维世莫名其妙。后来，她见到李莎时问起这件事，才弄清楚这是叶群的移花接木之计。
孙维世一笑了之。
◆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
在西柏坡周恩来见到孙维世，非常高兴，连毛泽东也说：这孩子大了。当领袖们去开会了的时候，邓颖超就对孙维世说：你也不小了，该考虑嫁人了。孙维世说：我不着急，等全国胜利以后再说吧。
江青见孙维世就问：过得怎么样？还对她说：回来你就知道了，这里坏人很多，对我们母女都坏极了。你是周恩来的女儿，我是毛主席的夫人，咱们要团结起来好好收拾他们。
孙维世觉得她心理一直有问题，就有意回避她，连主席那儿也不大去了。江青很气，说：“孙维世人小架子大。”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
“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这个传闻是不可能验证的，但当时还是传得沸沸扬扬。
在北京，江青约过几次孙维世，孙维世都借口工作太忙，没理这个茬儿。于是旧恨又加了新仇，而她却浑然不觉。
中国是古国，古话全在理。孙维世留学没学过这些：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啦，什么“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啦，等等。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克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其它众多阿哥、格格无人能出其右。孙维世以后最有才华的应是叶剑英的女儿凌子，但似乎只有一部不错的作品《原野》；再有就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忆录，还是不错的；至于邓榕的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只能说是一本好女儿写的书；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写过感人的回忆文章；也有不少人写了《我的爸爸……》，但都谈不上“才华横溢”四个字。唯有轰动一时的叶剑英义女戴晴，曾经在中国诧叱风云，但属于新闻界的名记者，还不是正宗的艺术家。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都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入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泽东，当时这样微妙的情感关系明明布满了定时炸弹，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时她真可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江青后来刺她一句：说到底你还是个草包。意思是说，这么多名相大将都围着你的石榴裙转，你怎么糊涂成这样，下嫁一个戏子？
◆“戏子”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几乎完全不明白，因为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照样学样，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堂演员，可是人高马大、漂亮，富于激情，头脑灵活，口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典型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他几乎同时参加上海最有势力的两大帮派：青红帮和共产党。上海青红帮老大杜月笙认他为义子，共产党也需要这样能“混”的人，一九三二年就发展他入党。
后来人们给他的小老弟赵丹取个外号叫“混世魔王”，可比起金山“混”的本事，赵丹就差了行市了。
金山入党后，党内情报首脑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系，因为蒋介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田汉、阳翰生策划、夏衍编剧的《赛金花》，洪琛导演，金山演李鸿章，王莹演赛金花，蓝苹只能演小妓女。这戏一炮而红，从上海演到南京，场场爆满。金山成为当时的“话剧皇帝”。
他很快又变成社会名流，和蒋介石也都见过几面。这一切得到周恩来的激赏。
金山本来想跟周恩来去延安，周告诉他：
“你应该留在这里，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
周很明白，这混世魔王要是去了延安，等于压在阴山背后，就失去了他特有的魔力。
金山心领神会，和《鹿鼎记》里边的韦小宝一样，暗自窃喜：“两边都是俺的人”。很快他和李宗仁、白崇禧就关系密切了，在这桂系军阀重金邀请下，率团南下广西。在桂林盛大出演，宣传抗日。金山得风借水，继续南下，先后到了云南、香港、新加坡等地，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南洋巡回演出”。
虽然一路异国情调大开了眼界，可是也被外国当局多方刁难，使演出不如金山希望的那样辉煌，使他扬威天下。可是他成功地向南洋富豪陈嘉庚等各地华侨为抗日募集了巨额款项。
回到重庆后，周恩来对这次巡回给予大大的表扬，认为把抗日的风火点到了南洋。
王莹知道金山风流倜傥，又混迹江湖，早晚也不是她的归宿之地，毅然和金山分手，自去美国留学。她心比天高，不甘心就此沉沦在演艺圈里，一心想当读书人，于是和地下党员谢和庚先生，一起远走高飞。据说，金山为此也伤心了一段，但他决不可能长久的寂寞。
郭沫若的新剧《屈原》已经杀青，郭才子指定非要金山主演不可，王莹已经远渡，陈波儿、蓝苹等北上延安，于是选中了张瑞芳，由她扮演屈原的丫环婵娟。
第二幕是郭沫若的得意之作《雷电颂》，纵观郭沫若全集，资料不少，研究不少，真正如闪电般才华的光芒第一次闪现于他的长诗《女神》，第二次就在这个当年的绝唱──《雷电颂》中闪烁出夺目的华彩。
郭沫若有如此豪迈之文采，却没有同样豪迈的表述能力，只有通过金山浑厚的嗓音、激情的肢体语言，慑人的精神力量，才把郭沫若的梦想境界发挥得淋漓尽致。《屈原》的演出，造成了更大的轰动，金山成了不可动摇的话剧皇帝。小报上又大肆渲染王莹出走的花边新闻，金山周围一下围满了各种女性崇拜者……据报导有一位有脸蛋没脑子电影明星因为追不上金山而自杀……。
金山的感情模式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第一个有记录的女朋友易小姐，似乎是邻居；第一任太太王莹是和他同一剧团的女一号。现在他又自然地和张瑞芳坠入情网……他们闪电结婚。
日本投降了，举国欢庆。国民党派出众多“接收大员”从投降的日伪手中接收大量的动产、不动产，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著名导演蔡楚生拍了部经典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描述一个原来向往革命者，后来因为混迹官场，腐化堕落，更当上了接收大员，一时得意非凡，数不尽的金钱、美女，他摇身一变，变成当代陈世美，电影结尾处白杨扮演的女主角伤心透顶，先是含泪托孤，然后就投江自尽……
很多人说，这就是金山埃
原来金山真地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长春接收日伪的电影制片厂，当了厂长，还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回到南京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长江边上。国民党组织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雄、张士钊、李蒸和刘斐；顾问是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可见金山多么能混。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当时，青艺的主要演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革命，总导演孙维世又是众所周知的红色公主；另一播是从“国统区”来的，也是白区的左翼艺术家。
今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那么他这个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隐藏了十七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这是金山名利双收，一生中春风得意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北京青年宫婚礼
如今排练《保尔·科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金山深知一个艺术家没有作品等于零，他一进剧组非常敬业，认真排戏，琢磨角色，服从导演。这部戏是孙维世的处女，作一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导演这些大牌名星，真是麻秸杆打狼----两头害怕。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的过程中的细节，没有人会去弄清。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
人们不知道是首演式之前，金山和张瑞芳就分手了，还是后来的事？当时一切都在变化中，都在更新中，都在欢乐中，就连离婚也不被认为是难过的事，也是吐故纳新嘛。
也就是差不多的时候，戏剧界的神童吴组光和演员吕恩也离了婚。吕恩到我们住的小院去散心，我们后院就住着当年上海滩的大漫画家张光宇，那时经常有北上的新知故雨在这里聚会。
五零年八月八号，孙维世买了红玫瑰、蛋糕、蜡烛，跑到中南海西花厅，趁周恩来夫妇没有回来之前，自作主张布置了一番。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回来莫名其妙，孙维世才说：“今天是你们的银婚纪念日！”周恩来夫妇大为感动，可同时也知道她必有所求。
原来，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
这时候，周终于明白刀山火海也拦不住孙维世。这是孙维世第一个非嫁不可的人。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号，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来贺。赵丹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同时，张瑞芳却飞向上海，离开这伤心之地。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块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金山一看，就尴尬的笑了。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正在这时候，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来了三辆汽车。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目不斜视，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它人她都不认得。那时，她还没什么权力，只是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于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孩子们在中南海憋得够呛，哪儿见过这么热闹的晚会，很快就溶入欢乐的人群。只有江青继续独自坐在沙发上冷落别人，自然被众人冷落。
孙维世发现没人和江青说话，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是大喜的日子，俗话说：不打送礼的人。她就走过去陪江青说话。江青问：
“你怎么不去看我？”
“有什么事吗？”
“还不是想问问你和主席去苏联的事。”
孙维世脸也变色了，但勉强忍住，一辈子一次的大喜日子，决不能为此扫兴。就顾左右而言它。
没人知道江青刺她这一招，是得到了快意，还是更难受？
江青临走才拿出礼物，是一副很讲究的钩花被套。
◆金山风流到朝鲜
周恩来没有看错。
一九五一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面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金山一激动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美貌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金日成勃然大怒说：我们在洒鲜血保家卫国，你们却在这里腐化堕落。一怒之下，枪毙了那个女秘书。
碍于金山是中国人，把他交给彭德怀。彭德怀请示北京，要借金山之头向金日成谢罪，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金山关在北影隔离审查，先拉回青艺批判，平常被他光芒刺伤的人，觉得感情被他伤害的人，都义愤填膺……。
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一线。
孙维世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只说了一句话：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人们都愣了，金山的命太好了。如果换了江青或者什么别人，金山就算不死也得扒层皮。一般人的天性，都会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如果因为金山伤透了孙维世的心，她要出这一口恶气，周恩来决不会袖手旁观。
金山被押回北影，孙维世给丈夫准备换洗衣服送去。在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上级也明白孙维世的心意，可能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她的所作所为已经不符合新中国的国情了，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金山终于回到了家里，向孙维世负荆请罪。他死里逃生，当年不可一世，如今“夹着尾巴做人”。
等他们后来搬到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当年皇城里的古建筑里，这个大院也住着雷平等青艺的领导。孙维世把最南边隔开来，变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附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总理有时候也问：金山怎么不来了？孙维世说：他没脸见人。
孙维世用心良苦。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文艺界还是拿苏联专家当圣人看，来了一位名导演维斯里，要在中国排一场契可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找了许多男演员都不能使这位导演满意，他问孙维世中国就没有更合适的男演员吗？孙维世就顺水推舟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本来就听说过金山。在他的要求下金山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中国青年艺术学院，成功的扮演了《万尼亚舅舅》，受到中外一致好评。
虽然从此金山又回到演艺界，可是远不像过去那样辉煌。在艺术上他还在不断探索，自编、自演、自导了话剧《红色风暴》，他主演了施洋大律师，又一次轰动了话剧界，并被搬上银幕。但他只是一个演员了。
周恩来一反常态，“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不理睬“江青同志”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线，毅然决绝
，她可能在政治上步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党内要员基本看不上眼，觉得他们改不掉农民习气，都变成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似乎跟她在莫斯科所受的熏陶格格不入。她宁愿和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其艺
术才能。
一九**年夏天，我和爸爸的老朋友鲁少飞的儿子鲁兰成，一起去看青艺的新戏《杜鹃山》，时间到了也迟迟不开幕，人们说：要等中央首长。我们气得要命，这个当官的也不按时来，害得我们久等。大约等了一刻钟以后，灯光才暗了下来，这时看到一群人在黑暗中慢慢走向贵宾席。开演后，我看那贵宾席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黑衣，那在当时真是奇装异服了。我小声对兰成说：中南海里怎么还有这种怪物。他连忙叫我别胡说。
就在这个晚上，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召见了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回忆说：她第一眼没认出来是江青，以为是一个修女或者神父，因为江青一身玄色，还披着大黑斗蓬。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最近她参与了京剧改革，也想参与话剧改革。她也知道话剧界人才济济，很多都是她的老相识、老同事或者她的老师辈，要参与话剧改革谈何容易？她对孙维世说：《杜鹃山》这出戏有很多问题，希望和孙一起拿这
个戏作为试点，进行话行话剧改革。孙维世不卑不亢的说：
“我现在已经调到实验话剧院了，来修改青艺的剧幕不太合适，再说，现在我准备到大庆去体验生活，也准备在话剧上有所突破，所以没有时间和您合作了。”
孙维世的婉言谢绝，等于说，你江青对话剧根本就是外行。这更深地得罪了江青。江青最受不了的是被别人瞧不起。
同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
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谍，她说：
“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聪明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江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复了。
◆江青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
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物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
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有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据孙的近亲回忆：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吞声。这除了由于毛泽东、江青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还是由于他们想孙维世和他的关系大作文章。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 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
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孙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孙伪士”：关死对象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乾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长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
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在小山东厅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
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江青。江青下了车后，成元左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说：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了一个多钟头。
由此可见江青当时的精神紧张到什么程度，周恩来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终于查清了孙维世的下落。江青乾脆以攻为守，先发制人。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描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
“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二十三日，刘传新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迫害。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变成她的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看看是不是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发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特选的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
看来她每天的日子都是在被折磨中，也许她不断的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九月份，又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和其他高干子弟。他们出去后，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看守所的黑暗和残酷虐待犯人的第一手材料。但也没有能将她救出生天。
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孙维世矢口否认。
同样，在追问第一个《白毛女》王昆的时候，也一样追问她：“和周恩来说过什么‘xxxx的话’？”
如果他们真能抓到货真价实的桃色新闻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周恩来从圣人的祭坛上打翻在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亲自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又写到：“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以说，孙维世之死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也可以说，到这时候他完全不必顾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周恩来的这次反攻也被他们轻轻给化解掉了。
◆报仇：枪毙十七个看守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当然，这主要是为象吴晗那样的高干，或为象孙维世那样的格格或阿哥们招魂。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的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常
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岗山时代中共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正式文件；此后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也下达了以毛泽东的“要把犯人当人看”的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刑或变相体罚，如有这种情况犯人可以直接举报，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海生按：今天中共的公安们，有没有把***「犯人」当人看？）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责任，那么将可能动摇中共的国家机器的根基。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
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徇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
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
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出生天。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也以“因公徇职”通知家属。
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更为有趣：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当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亡妻的归来。也算是给他们两个为孙维世难过的苦命人，最后的一点补偿。
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是不是孙维世，至今无法证明。
张郎郎自述：我所知道的北京看守所
--中国狱所系统目击资料之一
张郎郎
《概况》
我名叫张郎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号生于延安；我父亲名叫张仃，是个中国画家，我母亲名叫陈希文，是个作家，中国文学教师。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出于理想主义从上海奔赴当时的“民主圣地”延安，父亲到延安后，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系任教。
一九四九年后，全家搬到了北京，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历任教授、实用美术系主任、国画系主任，一九五八年后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历任教授、副院长、院长。
一九六三年九月，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在美术理论系攻读西洋美术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学校忽然停课，忽然复课，到一九六八年初我们已经是毕业班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副组长江青，号召每个单位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
一九六八年初的一天，早晨四点左右，一群五大三粗的美院学生冲到我家，把我强行押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四楼上，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面，立刻进行非法审讯。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已经告诉我，我是一个反革命，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坦白从宽，老实交代，否则后果自负。他们根本不听你的任何表白自辩。
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一群学生，为了个人野心想在政府面前立功，争当英雄,而拿你来当牺牲品而已。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是在为政府效力。我只是想到：不能就这样呆下去，要千方百计离开这里，于是开始想办法找机会逃跑。那天正好有一位叫郝强的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发现我被他们抓来，关在四楼。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和他哥哥还是同学。他想办法救我，他装作要去四楼取些东西，被守卫的学生赶了回去，郝强跑去找来一批中学红卫兵，借口被守卫者们打了，来找他们算帐，想趁机救我出去。双方各有数以百计的人，一方守楼，一方攻楼，打了一整天，一直对峙到半夜。
第二天清晨五点多钟，乘着守卫们疲惫不堪正在休息，我悄悄溜了出来，顺着楼梯扶手直滑到一楼,成功地逃了出来。先藏在北京一个中学里，后又转到一个朋友家里。这时我并不知道，在中央文革和北京公安局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我们这个案件。专案组印刷了大量通缉令，上面有我的两寸照片。不得已又逃到天津，上海，杭州，最后在杭州九溪龙井村被他们抓到。那时他们派了几个小组，在全国范围内专门追捕我，其实我早已走投无路，而我根本没有想到，被他们抓到是必然的，一个普通学生怎能逃出周密的政治陷害之网。
抓回来后，又被押回美术学院附中，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中旬。美术学院附中已经被布置成了一个地下黑监狱，四楼全部变成牢房，地下室改为刑讯室。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天天可以听受刑者的惨叫。
在我逃走的五十多天中，专案组已经抓了大批的学生、艺术家、作家。分别关在各个不同的学校，分别受到非法刑讯，被残酷逼供。这时，他们用了诸如逼供，诱供，伪证等手段，从这些学生，教师，知识分子口中，逼出了厚厚的一本口供，用这些作为起诉我的“罪证”。为逼出这本“罪证”，专案组已经打伤、打死、逼死了不少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海默，他在五月中旬被打死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地下黑监狱里。
专案组抓到了我，如获至宝,立即开始对我进行了六天六夜的连续审讯。他们用强光灯贴近地照着我的脸，又不时用拳头、皮带，对我并行毒打；不让我睡眠，只有一个目的，要我承认所有的”罪行”。那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普通大学生，没有任何坚定的信仰，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不存在对哪个帮派有宁死不屈的忠诚责任。在严刑逼供后，我违心承认了全部“罪行”，并不得不写下了“亲笔供词”。
我的所谓罪行，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主要是我说了一些政治笑话，比如：关于江青在上海三十年代当电影演员时代的笑话；关于她在延安时期追求毛泽东的政治笑话等等。
专案组并不满足于此，用“棒子底下出口供”的办法，把一百余人打得死去活来，供出一百余条“恶攻”言论。最后必须找一个主犯，杀鸡警猴做为替罪羊，专案组选中了我，列举了一百多条，从毛泽东开始，然后是林彪、江青、康生、周恩来等等,几乎攻击了所有的重要领导人。当时，两条“恶攻”言论罪可以判处死刑。
(二).里通外国：由于我曾经在外国语学院附中学过三年法文，又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例如当时在北京大学攻读中文博士生的郭汉博，玛丽雅娜。
专案组把我说过的所有的话，分为四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部定为情报，认定我出卖了大量情报给法国，已构成了法国间谍罪。
(三).企图叛国投敌：由于我在中学时想过要去法国留学，而这次被追捕时，又想过逃到国外，虽然没有行动，也算从思想上已经犯了罪。
专案组整理好了我的全部“亲笔供词”，以及别的学生的“证人供词”，在加上专案组的“审讯记录”等等，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来人把我抓走，送到北京右安门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狱所生活。入狱近十年的日程表如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关进北京看守所，被宣布拘留。
一九六九年六月：送入北京市公安局的学习班，改造思想，加深认罪。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根据林彪“一号通令”，把重要的反革命全部调离北京，我被送到河北省衡水专区饶阳县，关在县公安局看守所。
一九七零年二月九日：我被押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死刑单人牢房，给我带上死刑犯的重铐重镣。被拉出去接受四十多场示众批斗。
一九七零年五月：我被调回北京看守所的普通犯人牢房，关在“K字楼”。
一九七一年六月：我又被调回河北省饶阳县公安局看守所。
一九七四年六月：北京看守所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警察到饶阳县，对我宣布逮捕，同时宣布正式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公民权利五年。
一九七四年七月：我被送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关在河北省第二监狱里服刑，劳动改造。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我被调回北京，关在北京第一监狱，重新审判。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我被假释回家。
一九七九年五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重新宣判：宣告无罪。
《北京看守所的生活》
一.综述：
当时北京的狱所系统，十分复杂，例如：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公安部、北京公安局各有不同系统，在此，我只谈一些北京公安系统的狱所系统。
北京狱所系统分为两大部分：1.监狱、劳改队,关押已决犯。“强制劳动改造，以观后效”，“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2.看守所,关押嫌疑犯，未决犯。有时也可以关押短期已决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看守所归法院管理，关押待审的犯人，而此时的北京看守所归北京公安局的预审处管理，预审结案后才转交给法院。
嫌疑犯、未决犯在北京，根据不同情况分押在各个不同的看守所，我所知道的有如下的看守关押系统：
北京看守所：在北京这是最有名的看守所，在这里曾经关押过许多重要人物，例如：现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等等。这里还关押着一些“国际犯人”，其中包括从越南战场抓回的美国战俘。
著名的秦城监狱归属公安部，其中包括监禁系统；和监禁未决犯的看守所系统。关押过许多政治未决犯，例如直到一九八九年还关押过女作家戴晴，及其他重要的民运分子。
二.北京看守所地理情况
北京市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半步桥四十四号，大院里主要分布着下列建筑物：
1.K字楼：是用来关押未决犯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共有三层。每层有四个筒道，共计十二个筒道。当时是这样分配：一筒关押的是重要政治犯,二筒、四筒关押的是国际犯或者是特殊犯人，以上这三个筒主要是单人牢房。三筒关押的是重病犯人，人称病号筒。五至十二筒关押的是男性未决犯。
2.五角楼：俗称“王八楼”，是用来关押女性未决犯的红砖建筑物，共有两层，每层有五个筒道，共计十个筒道，排号是从十三筒至二十二筒。在K字楼暴满的情况下，五角楼也会腾空一层关押男犯。
3.死刑小号院：俗称“枪号”，是用来关押未决死刑犯的平房小院，共有两个筒，排号是二十三筒，二十四筒，这两个著名的筒号就意味着死亡。
4.预审大楼：这是北京市公安局用来预审未决犯的四层灰色砖楼，这座大楼日夜不停地审讯，整理口供，定案后转交给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再正式审判。
5.少管所：这是用来关押少年罪犯的的三层灰色砖楼，并进行思想教育改造。
6.所办工厂：大约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开始，由看守所和少管所开办了小型工厂，可以利用闲置劳力，在一九六八年前后暂时关闭。
7.犯工宿舍：在所办工厂劳动的犯人居住地点，分为男犯女犯两个小院。
8.职工宿舍：政府工作人员的宿舍。
《北京看守所中的生活基本情况》
1.住宿情况：北京看守所住宿情况如下：
K字楼(一至十二筒)：普通号一般都是二十平方米，即约五米乘四米，门都朝着筒道(即走廊)，门上有一个横眉子(即气窗)，所有的窗户全在一面墙上，分四层,每层有两扇，全是由里往外开。全刷上了白漆，下面两层全部钉死，上面两层和横眉子的开关，由队长决定。
每个号有两个炕箱，炕箱全部是木板钉制的，离地不到一尺，两个炕箱之间有一个过道，尿桶放在窗户下的过道尽头。
小号(每层都有一两间小号)可以住三、四人，用来关押需要隔离的特殊犯人，例如有精神病的犯人，有可能判死刑的犯人，有国际背景的犯人等等。往往由政府指定其他犯人和他们同住，以便监视和防止自杀，每个号有一个炕箱。
五角楼(即十三至二十二筒)：普通号每间约六平米，即二乘三米，每个号有一个炕箱，可以住五六个人。单号情况和K字楼一样。
死刑号小院(二十三至二十四筒)全部是单号，每个号有一个炕箱，一部分是普通墙，另一部分是所谓“橡皮监狱”:墙和门全部用海绵和塑料包起来，防止死刑犯自杀；因同样的理由，暖气吊在很高的天花板上,电灯嵌在天花板里，外面还罩着铁丝网，只有一个小窗在天花板旁。门有两层,一层是橡木门，另一层是铁丝网门，门的下方有个活门，用来送饭送水，抽水马桶的开关在门外，要解手、冲水要先报告，洗衣服在抽水马桶取水。每个号有两个观察孔，一个在门上，一个在抽水马桶后面的墙上，这样号内就没有观察不到的死角了。
2.伙食情况：
K字楼，五角楼，和死刑小院的伙食都由同一个伙房供应。每人每天八两定量。每天开两顿饭：早饭九点开饭，晚饭四点开饭。每顿饭主食是两个窝头，副食是一碗菜汤，根据不同季节菜市场上最便宜的大路菜，主要有：大白菜、菠菜、南瓜、茄子等。
每个周末主食有细粮：馒头或米饭，副食有肉末，即星期六菜汤。逢法定假期有一顿改善，即：至少有一顿细粮和炖肉。
一视同仁，死刑犯也没有例外，执行前也没有特餐，更没有酒。
3.卫生及福利情况：
饮食：号里分饭吃饭都在炕箱上。每天每号在吃饭同时打回开水，即一天两次，如果不够喝，在洗漱时打回开水。
解手：每天“放茅”两次。“放茅”就是让犯人去上厕所。每次五到十分钟，同时倒尿桶和刷尿桶，早饭前一次，包括洗漱在内，晚饭后一次，也包括洗漱在内。
其他时间，解小手就在号内解在尿桶内，如果急需解大手，要报告队长请求单独放茅一次，这叫“求茅”。那时求茅，十求九不准，多半只能拉在尿桶里。
洗衣：理论是一个月让犯人洗一次衣服，实际上经常是两三个月不洗一次衣服，犯人们只能利用放茅时间洗衣服。
晒衣被：当时很少有机会晒衣被。而在汗水下捂得发馊发霉，再三申请后方可允许晒衣被。这是不定期的，因此犯人们衣被里有许多虱子、虮子。号内的炕箱缝里有无数的臭虫。犯人身上咬满了大包，墙上抹满了臭虫血。
通信：未决犯一律不准通信。我自己有六年不准与家里通信。
求医：犯人有病后就必须向政府请求看病，经批准后由医生在队长办公室看并处方。如病情严重可以到卫生所去看玻如病情继续严重可以送到沙滩北大街北京公安医院去看玻未决犯只有在这方面和已决犯相比待遇高了一级，已决犯是由犯人中的医生治疗，未决犯是由公安系统的医生治疗，这是由于怕在审讯期间走漏消息，串通口供。
衣物及生活用品：由于未决犯还没有生产劳动，衣服被褥和其他用品全部自行解决。每一两个月犯人可以填写“要物单”,可以要日用品或钱，不准要食品或药物。家人送来后只能交到门口不准和犯人见面；我六年没和家人见面。
购物：在看守所每一两个月，允许买一次东西，只是一些日用品，没有食物或其他奢侈品，当然不允许买香烟等等。只能在号内登记，由队长送来。
《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管理制度》
综述：北京的监管系统的确有成文的规定，但都列入内部文件，属于保密范围，所以执行者有解释权，随机处置权。犯人只知道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而根本不准过问管理制度的其他部分，因此囚犯无法考查看管人员是否越权。
虽然早在一九四一年，中共的太行区高等法院成立后，就立即整顿监所工作,两名看守所长因为虐待、打骂犯人被判处死刑(见：《中国监狱史》第三百四十六页)；虽然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就已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了《第六号训令》，宣布“坚决废止肉刑”(见：《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苏维埃中国》第二百六十五页)；虽然中共自此一再重申废止肉刑和严禁逼供信,毛泽东也多次在中共代表大会和工作会议上三令五申：反对蔑视人权和践踏犯人人格，要求把犯人当人看待，清除一切虐待、凌辱、奴役犯人的野蛮粗野粗暴的管理方法。然而，在这一原则制定后三十余年、我被捕入监的一九六八年，北京看守所依然有层出不穷的虐犯事件。例如：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焓等在这里被毒打、虐待致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公安局局长冯基平这时也被关在这里，并受到残酷虐待，以至于在他平反出狱后，主持枪决了十七名“违法乱纪”的北京和秦城等看守所的管理人员。
任何保密的管理条文必然会沦为一纸空文。即使犯人根据经验和传闻，领会有哪些问题属于违法乱纪而向政府投诉，只能招来更大的报复。
一九七四年春天，中国各监所都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把犯人当人看。”也同时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一旦有逼供信和肉刑，任何犯人都可以越级上告。而事实上越级上告没有任何作用，一些队长公开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告，必须写成书面材料交上来，转不转由我们决定。”没有公开的犯人权益的法律细则规定，又不准犯人请律师，因此北京看守所的管理制度，有很大的随意性。
(一).看守管理制度：
1.犯人出入登记规则：监所收押及开释人犯必须进行审查登记，首先要审查捕押是否合法。但当时，北京看守所收押了数以百计的“群众扭送犯”和“收容审查疑犯”,均没有既定的法律程序。北京看守所非法收押的犯人有的已经关押了二十多年还没有起诉，我自己也是非法收押了六年之后才补办逮捕手续。
入所第一天要对犯人本人的背景资料和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登记，在转所或转监时要重新登记。
2.检查制度：收押及释放犯人，都必须进行严格的人身及其随身物品的检查。入普通号可以带最基本的个人衣物、被褥、日用品，但被认为是利器(如：刮胡刀、剪刀等)、锐器(如：缝衣针等)的日用品不准携带。书籍只准带《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不准携带任何现金。不准携带打火机、香烟、酒类。也不准携带任何奢侈品，诸如：手表、项链、戒指等等。如果犯人入狱时携有上述物品，则登记入库。现金存入监狱小银行。
在犯人转所或离监时根据存单发还上述物品。同时对犯人进行严格检查，防止携带其他犯人委托的信件或资料。
3.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进入看守所第一天，每个犯人必须首先背诵“监狱规则”。这是政府的“成文规定”，大约有十条左右。例如：“不准继续放毒，重新犯罪”，“不准讲交头接耳小声说话”，“不准互相赠送任何物品”，“不准打架斗殴”，“必须搞好个人卫生，维持公共卫生”,“不准携带或隐藏利器、锐器、钝器”,“不准欺骗政府，必须如实向政府汇报本人和其他犯人的情况”等等。
4.实际上还有许多政府的“口头规定”，例如：“一律不准头朝墙睡觉，以便守卫观察”，“新来的犯人挨着尿桶睡觉”,“由政府指定某个犯人管理学习，向政府汇报情况”，“表现好的犯人由政府批准为劳动号，有机会出号劳动”，“每星期至少一次放风,每个月至少洗一次澡”。
5.称谓规定：犯人称同一个案件犯人为“同案”，称同一个房间犯人为“同号”，称狱所的管理人员为“队长”，称狱所守卫军人为班长。
(二).生活管理制度：
1.食粮的供给：政府规定囚粮不准超过当地最低定量。当时北京看守所每人每天定量八两，每人每月伙食费为人民币八元。又规定不准家里送来任何食物，所以在看守所里根本不可能吃饱。
在这方面，犯人的不成文的规矩很多。例如分饭制度。当时每间二十平米的牢房，关着二十个人，按铺位轮流值日，负责卫生及打饭分饭；每日两个人，轮流一人打饭,一人当“饭头”。
值日者打饭回来，在炕箱上摆上二十个碗，每碗放两个窝头。然后由“饭头”第一个选择，以下犯人按铺位顺时针方向次序，各拿各自那份。接着再分菜汤，值日者分好二十碗后，让大家看看是否公平。根据大家的意见仔细调整，直到全体同意，随后又按饭头制度顺序拿碗，各自倒进自己的大茶缸或者小搪瓷盆，然后再如此这般地分完所有的菜汤。
有人提出这样仍不公平，他们发现值日者和“饭头”之间往往有“猫腻”，“饭头”可以不公平地吃到更多的肉末和更多的油。轮到原“饭头”值日时他可以给对方以回报。人们这样分析：值日者在盛第一勺时，只有他才知道哪碗肉末最多。份量在他的手法，因为肉末沉在汤底，别人来不及看清，他可以故意在添汤时少给肉末多的那碗点儿汤，人们会认为那碗少了，于是他就分别从不同的碗里撒一点汤添上，而他撒的那点汤恰恰是油最多的部份，于是“饭头”就得了最肥的一碗。
犯人们就不断改善分饭制度，以求更加公平。最极端的发展成为“听饭头”，运作如下：值日者分饭的时候“饭头”必须转过身去，分完以后有一个不相干者随意用筷子敲任意一个碗，然后把筷子放在这个碗上，这时由”饭头”随口说个数，例如说个“五”，于是按筷子所指方向数到第五碗，这碗就属于饭头，以下仍按顺时针方向轮流。“听饭头”是约定成俗的最合理、最公平的分饭规矩。当然，那会耽误太多的时间，人们早就饿得够呛了。所以平时还用老规矩，但大家人人提高警惕以减少“猫腻”机会。只有过年过节改善的时候才运用完美的制度。
2.作息制度：犯人们每天作息时间表如下：
六点半：起床。允许原地运动一会儿。
七点钟：早读。只准学毛主席语录或“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当时各号都利用这段时间集体背诵，和小学生一样。
八点半：放茅及洗漱。
九点钟：早饭。
十点钟：学习。主要学习报纸、《毛泽东选集》、每间屋都有一份《人民日报》。讨论形势。
十二点：午睡。
一点半：学习。主要讨论或批斗某个犯人。
四点钟：晚饭。
五点钟：放茅及洗漱。
六点钟：学习。主要自学或开生活会,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九点钟：听广播：每日新闻联播节目。
九点半：睡觉。不准看书，也不准说话，整夜不准关灯。
吃饭：犯人们吃饭自有一套方式。
在分窝头的时候，每个人都亮出一套专用工具：一块干净手绢，一个切割器(用一根小线，一头系成圆环，另一头拴了扣子制成；由于监规不准拥有利器，所以发明了这种软件切割器)，一个干粮袋(当然，都是自己缝的)。拿到窝头后，把切割器的园环套在左手大姆指上，然后用左手捏着窝头,用右手拿着扣子，使小线一圈圈地勒下来一片片窝头，当然全用手绢接着。人们一点点地慢慢地品,说是这样可以全部彻底地吸收，一点也不糟蹋。每天每人都会留下一块窝头，等到饿得胃疼的时候再吃。
喝粥的方式如下(多半用在县级看守所)：在分粥的时候，每个人都准备好一个大号茶缸子，或搪瓷盆，有人就干脆用小脸盆，一碗清水,一个小麻刷。分粥时用的是公用碗，每分完一轮，大家各自把粥倒进自己的容器。直到最后一点粥也要公平地“饭头刷”。全部分完，值日者有权吃粥桶帮上的“粥粘”，有人用手直接刮着吃，吃完后再把清水倒进去，使小麻刷仔细刷干净，然后留着慢慢地喝。每个犯人也是如法炮制，喝完粥再刷碗水，人人也都留点粥，用来顶饥。
睡觉：犯人也有一套睡觉的办法。当时北京看守所人满为患,每人平均不到一平方米，晚上睡觉人人平躺地方就不够；只能侧卧，翻身都不行，只能一起翻身；谁要起夜，回来就没有插足之地，得千方百计硬挤出一块地。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每隔一个人都把铺下的脸盆摆在过道上，每隔一个人把枕头放在脸盆上探出半截身子去睡。这样的睡法，才可以喘口气。
(三).看守所奖惩:
1.惩罚的方式
(1).戒具。原来叫刑具，为了减少“刑讯”的传闻,改称为“戒具”，包括：手镣、脚镣、和平衣、防毒面具、警绳等等。
手铐：分为土铐、洋铐和死铐。土铐用黑铁筋锻成，再加把普通门锁。带上了土铐等于把人锁上了。洋铐是全电镀全钢制品，因为有弹簧棘轮，所以愈动愈紧。戴上洋铐不到十五分钟，最棒的小伙子也疼得大汗淋漓，满地打滚。半个钟头后，手腕子立刻肿起来，像馒头一样。死铐是专门给死刑犯戴的铐,有的用大铁锁，有的用铆钉卯死。
铐的方式有：正铐，即铐在正面；背铐,即铐在背后；紧铐，即用洋铐掐紧；吊铐，即把两只手一反一正，一上一下在背后铐在一起，又叫苏秦背剑；寒水鸭，即把四肢在背后铐在一起。据说这些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这一套是监狱文化的传统，他们只是继承而已。
镣的方式有：单镣,即带一副镣,再细分为土镣、洋镣、死镣。双镣：即戴两副镣。铁镣：即在镣练上挂着铁球。
和平衣：又名气压服、紧身服,用帆布制做,如同精神病医院用来约束狂躁病人的紧身服。用来惩罚当局认为有进攻性的犯人。
防毒面具：就是防化兵用的防毒面具,用来惩罚高声叫喊的犯人。
警绳：就是普通的麻绳或塑料绳，用来捆绑、勒吊严重违反监规的犯人。
(2).禁闭惩罚。每个看守所都有禁闭室，又称严管号,用来惩罚违反监规的犯人。北京看守所每个筒都有禁闭室,都是两三平米的黑牢。关进禁闭室的犯人，同时剥夺“犯权”，包括：放风、洗澡、读书、缝补。所以说禁闭室是监狱中的监狱。
(3).饥饿惩罚。看守所已经靠饥饿来煎熬犯人，以便逼供；而在进一步惩罚“违反监规”的犯人时，除采用上述各种手段外，甚至减低定量，从每人每天八两最低可减到每人每天三两七钱五。
(4).殴打、电棍、灌粥及其他：看守所一般不采用直接殴打，最多用电棍来电击犯人；殴打犯人时，多半是在严管号或死刑号。
在普通号采取“以犯制犯”方针,暗示或默许犯人殴打他们认为需要惩罚的犯人。当犯人绝食的时候，前两天政府采取不闻不问的方针对付，等绝食犯人已经弱不经风了，他们找来一些其他犯人强行撬开绝食者的口，捏着他们的鼻子用漏斗或橡皮管子硬灌玉米粥。绝食者如果坚持，政府会天天安排灌粥。因此在中国的监所系统，从来没听说过绝食斗争可以得到任何胜利。犯人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保护自身的武器。国际上所有的犯人，包括被关到政敌的监狱里的中共,都以绝食为有效武器。然而在中共面前绝食完全无效。
2.奖励的方式
(1).口头表扬。
(2).书面表扬：政府在犯人服刑后对符合他们要求的犯人给与书面表扬。往往把表扬信寄给家属。
(3).变相表扬：政府会给“好犯人”一些不成文的好处，例如：允许家属送来一些食物、药品、用品等等。又如：带他们到狱外去参观。甚至允许个别犯人回家过年。
(4).减刑或立即释放：对表现特别“好”的犯人，看守所可以免予起诉，甚至立即释放。在监狱、劳改场可以减刑甚至立即释放。当然比例极校那时，在几千人的监狱受到“宽大”立即释放的犯人每年只有一两个。
减刑比较复杂，一般采用这样的方式：死刑犯如果没有立即执行可以减为“缓期一年执行”，或“缓期两年执行”。缓期死刑犯可以减为无期徒刑，当时，最高有期徒刑是二十年。有期徒刑减刑年限不能超过总刑量的百分之十五。因此即使“表现好”突出的犯人，也必须服满最低限度的刑期。可以得到这样的刑期只占极小比例。
死刑犯至少服刑二十六年。死缓犯至少服刑二十四年。无期徒刑犯至少服刑二十二年。有期徒刑犯至少服刑百分之八十。可获得上述各项最低刑期，必须得到两次或以上的减刑。
上文是我关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七年的目击资料回忆。若将来有机会，我将找来有关资料，对本文进行充实、订正。□
